张桂源最后一次见到张函瑞,是在深秋的站台。风卷着枯叶打在玻璃窗上,像谁在低声呜咽,张函瑞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站在人群里,身影单薄得像随时会被风吹散。
“我要走了。”张函瑞的声音很轻,被淹没在火车进站的鸣笛声里,张桂源却听得字字清晰,像冰锥扎进心里。他想说些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只能眼睁睁看着张函瑞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纸团,塞进他手里。
那是他们小时候画的画,两个歪歪扭扭的小人手拉手站在太阳下,旁边写着“永远在一起”。张桂源捏着那张纸,指节泛白,抬头时,张函瑞已经转身踏上了火车,没有回头。
后来张桂源才知道,张函瑞走的那天,口袋里揣着两张诊断书,一张是他自己的,重度抑郁,另一张是他妈妈的,肺癌晚期。他说要去大城市打工治病,却没说那城市大到能轻易吞没一个人的踪迹。
张桂源疯了一样找他,去他说过的每一个工地,每一条街道,拿着那张褪色的画逢人就问。春去秋来,他的鞋磨破了底,声音变得沙哑,却连张函瑞的影子都没再见到。
直到三年后,他在一个破旧的出租屋找到那枚他们一起捡的、缺了角的硬币,压在一个笔记本下面。笔记本里记着断断续续的话:“今天桂源生日,想给他买块蛋糕,可是钱要给妈妈买药”“咳嗽得厉害,怕吓到他,还是别联系了”“他那么好,该有更好的人生,别被我拖累了”……最后一页停留在冬天,字迹潦草得几乎辨认不出:“雪下得好大,像我们小时候堆雪人那天,桂源,对不起啊……”
窗外的雪又开始下了,张桂源抱着那个笔记本,蜷缩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眼泪砸在纸页上,晕开了那行没写完的字。他终于明白,有些再见,其实是再也不见,有些牵挂,只能烂在心底,连说一句“我等你”的机会,都被对方用温柔的残忍,彻底剥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