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合约的重量

时代强音的财务室里，空调发出单调的嗡鸣。周深坐在硬质塑料椅上，面前摊开一份演出结算单。数字密密麻麻，最后一行是他的分成：三千七百元。

“上个月我跑了八场商演，”他指着单子，“每场报价不是五万吗？”

财务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头也不抬：“公司抽成70%，经纪人分成10%，妆发造型扣5%，税费再扣。剩下的就是你拿的。”

“70%？”周深呼吸一滞，“合同里不是说五五分成吗？”

女人终于抬眼，眼神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合同附加条款第三条，新人培养期前三年，公司有权调整分成比例。你签的时候没看？”

周深记得那个下午，在时代强音的会议室里，李姐把合同推到他面前，手指点着签名处：“签了这里，你的音乐梦想就正式起航了。”他当时太急切，太想开始，只匆匆翻了几页就签了字。

现在，那些小字条款像细密的网，在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收紧。

回到公寓，周深把结算单拍给陈谨一。她的回复比平时慢了一些，来的时候附上了一张法律条款分析截图：

“合同第4.3条：新人培养期定义模糊，赋予公司过大的解释权。

第7.8条：单方面调整分成比例的权利，可能违反公平原则。

建议：咨询专业律师。我联系了复旦法学院的朋友，她愿意提供初步咨询。”

周深盯着手机屏幕，忽然觉得很累。累的不是跑通告的辛苦，不是声带的疲惫，是这种时时刻刻要警惕、要计算的消耗。

他拨通陈谨一的电话。响了三声后接通，背景音安静——她应该在公寓。

“我好像签了个不公平的合同。”他说，声音里的疲惫藏不住。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数据显示，新人签约不公平合同的比例是68%。你不是个例。”

“但我是那个签了字的傻子。”

“当时的信息不对称和急于开始的心态，是常见决策偏差。”陈谨一的声音很平静，“现在需要做的是止损和修正，不是自我谴责。”

周深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上海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暗红色，看不见星星。

“谨一，”他忽然问，“你从来不会做错误决定吗？”

电话那端传来轻微的呼吸声。很久，陈谨一才回答：“我会。比如现在，我应该建议你直接找律师，而不是在电话里提供情绪支持。但数据表明，在压力情境下，单纯提供解决方案的效果不如先处理情绪。”

周深呼吸，胸腔里那股淤堵的感觉松动了一点。“所以你是在‘处理我的情绪’？”

“我在尝试。”她的声音里有罕见的犹豫，“根据心理学研究，有效的情感支持包括倾听、肯定感受、提供陪伴。我正在执行这三个步骤。”

周深笑了，虽然笑容苦涩。“谢谢你的‘执行’。”

“不客气。”陈谨一顿了顿，“另外，从个人角度——不是研究者角度——我想说：你不是傻子。你只是太想唱歌了。”

这句话像一记温柔的直拳，击中周深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他的眼眶突然发热。

电话两端都安静下来。能听见她那边隐约的电流声，和他自己压抑的呼吸。

“明天我去见律师。”最终周深说。

“好。需要我陪同吗？”

“你会把整个咨询过程录音分析吗？”

“如果你允许的话。”

周深又笑了。“来吧。反正我的生活早就是你的研究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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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姓林，干练利落。在复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她快速翻阅了周深的合同副本，眉头越皱越紧。

“这份合同，”她抬起头，“用我们行内话叫‘霸王条款集锦’。新人培养期没有明确定义，分成比例单方面可调，解约违约金是你预估年收入的五倍……”

陈谨一坐在旁边，平板电脑放在膝上，手指无声地敲击着。她在做实时记录。

“那我现在能做什么？”周深问。

“三条路。”林律师竖起手指，“一，协商修改合同条款。但以时代强音的风格，可能性不大。二，继续履行但保留证据，等三年期满自然解约。三，解约，但要做好打官司和支付违约金的准备。”

“违约金大概多少？”

林律师计算了一下：“以你目前的商演频率和报价估算，可能在八十到一百万之间。”

周深呼吸停住了。一百万。对他这样一个刚回国、租着单间公寓、靠商演分成生活的新人来说，是天文数字。

陈谨一突然开口：“如果收集证据证明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呢？比如未按约定提供宣传资源，或者分成计算不透明？”

林律师看向她：“可以尝试，但举证难度大。而且这种官司拖得久，对艺人的事业发展是巨大消耗。”

咨询结束，周深送陈谨一去地铁站。傍晚的上海飘着细雨，他们合撑一把伞——伞是陈谨一的，黑色，很大，上面印着某个数学会议的logo。

“数据分析结论，”陈谨一看着前方湿漉漉的街道，“三个选项的风险评估：选项一成功率12%，选项二耗时成本高但风险可控，选项三短期冲击大但长期可能收益最高。”

周深没有说话。雨水敲打着伞面，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叩问。

走到地铁口，陈谨一停下脚步，转头看他。“你还想唱歌吗？”

“什么？”

“这是一个关键变量。”她的眼睛在伞下的阴影里很亮，“如果你只是想安稳地唱，选项二是合理选择。如果你想要更大的自主权，想要唱自己真正想唱的歌，选项三虽然痛苦，但可能导向更好的结果。”

周深看着她。雨水顺着伞骨滑落，在他们周围形成一道透明的水帘。

“我想唱，”他缓缓说，“但不是他们让我唱的那种。我不想再被包装成‘天籁之音’，不想唱那些空洞的情歌，不想每次演出都要解释为什么我的声音‘像女生’。”

这些话他从来没对人说过。在时代强音，这些是“敏感话题”，是“需要淡化处理的个人特质”。但在陈谨一面前，他可以说。因为她从认识他的第一天，就知道他的声音是145赫兹，不是“像女生”或“不像女生”，就是一个独特的频率。

陈谨一推了推眼镜——这个动作在雨伞下显得有些笨拙。“那么，数据指向选项三。”

“但我没有一百万。”

“我有一些积蓄。”陈谨一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实验经费，“可以作为无息借款。”

周深呼吸一滞。“我不能——”

“你可以。”她打断他，“这是投资。我的研究模型显示，如果你能脱离限制性合同，自主选择发展方向，长期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综合评分会提高37%。”

“但这是你的钱……”

“我的资金配置方案中有风险投资部分。”陈谨一认真地说，“而且，这不是纯粹的经济投资。这是……对我的研究课题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地铁口的风吹进来，带着潮湿的凉意。周深看着她，这个总是用数据和逻辑武装自己的人，此刻正在用她唯一擅长的方式，提供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支持。

“我需要想想。”最终他说。

“好。”陈谨一点头，“决策时限：一周。这期间继续收集公司违规证据，我会协助建立数据档案。”

她收起伞，走进地铁站。走了几步，又回头：“另外，高晓松那边，尹约刚才给我发了消息。他们有个小型音乐会，问你要不要参加。没有报酬，但可以唱自己的歌。”

周深呼吸。没有报酬，但可以唱自己的歌。

这个选择，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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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周，周深继续跑时代强音的通告，但开始悄悄记录：演出实际报价与分成单的差异，合同承诺却未兑现的宣传资源，经纪人私下接活不报账的蛛丝马迹。

每晚回到公寓，他把这些信息整理成文档，发给陈谨一。她会用法律条文一一对照，标注出可能的违规点。

同时，他去了高晓松的那场音乐会。场地是一个小型的livehouse，观众不到百人。没有华丽的灯光，没有提词器，只有一架钢琴，一把吉他，和几个认真做音乐的人。

轮到周深时，他唱了那首《蓝色降落伞》——尹约作词，他自己谱的曲。没有伴奏，清唱：

“蒲公英开在太阳的阴影下

不打扰那些沉睡的枝桠……”

声音在小小的空间里流淌，干净得像山泉。唱到副歌时，他闭上眼睛，想起利沃夫的雪，想起圣乔治大教堂的穹顶，想起陈谨一说“你的声音里有种特殊的‘爱’的频率”。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观众席安静了几秒，然后掌声响起。不是商演时那种礼貌性的鼓掌，是真心的、热烈的掌声。

下台后，尹约递给他一瓶水：“你唱歌的时候，整个人在发光。”

高晓松拍拍他的肩：“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

那天晚上，周深做了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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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约的过程像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拔牙。时代强音先是威胁要雪藏他，然后搬出合同条款施压，最后同意解约但咬定高额违约金。

谈判持续了三周。周深瘦了五斤，黑眼圈重得像烟熏妆。陈谨一陪他去了大部分会议，带着她的平板电脑，冷静地抛出一个个数据点和法律依据。

“根据我们收集的证据，贵公司在过去六个月内至少有四次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宣传资源。”她推了推眼镜，“这已经构成违约。如果走法律程序，贵公司需要承担的不仅是违约金争议，还有声誉风险。”

对方律师盯着她：“你是谁？”

“周深先生的研究顾问。”陈谨一表情不变，“我的专业领域是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需要我展示违约行为的统计模型吗？”

最终，违约金从一百万谈到三十万。周深签下解约协议的那天，走出时代强音的写字楼，觉得阳光刺眼得像第一次看见。

陈谨一等在楼下，手里拿着一杯咖啡。“给你的。温度65度，适合缓解紧张情绪。”

周深接过，喝了一口，苦得皱眉。

“咖啡因有助于提升警觉性。”陈谨一说，“但如果你需要，也可以换成热巧克力——糖分能促进多巴胺分泌。”

周深看着她，忽然问：“你那三十万，我可能很久都还不清。”

“我的投资回报模型是十年期。”陈谨一平静地说，“而且，你还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数据——职业转型期的心理状态变化，这是难得的纵向研究样本。”

周深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他低头喝咖啡，让热气模糊视线。

“接下来什么打算？”陈谨一问。

“不知道。”周深诚实地说，“但至少，我可以唱自己想唱的歌了。”

手机震动，是尹约的消息：“晓松老师说，有个音乐综艺在找新人，问你要不要试试。叫《我们的歌》，要和前辈歌手搭档。”

周深呼吸，抬头看向上海的天空。云层散开，露出一小片难得的蓝色。

“我想试试。”他说。

“数据支持这个选择。”陈谨一点头，“《我们的歌》的观众群分析显示，他们对声音特质和音乐性的关注度高于一般综艺。适合你。”

他们并肩走向地铁站。下午的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两个影子在地面上偶尔重叠，像某种亲密的隐喻。

“谨一，”周深忽然说，“如果我在节目里失败了……”

“你会收集到关于失败的数据。”陈谨一打断他，“而我会分析这些数据，找出改进方案。然后你继续尝试，直到成功。这是科学方法，也是成长路径。”

周深呼吸。这就是陈谨一式的支持——不保证成功，但保证会一直分析，一直陪伴，一直用她那种笨拙但坚实的方式，做他最牢固的后盾。

走到路口，红灯亮起。他们停下等待。陈谨一忽然说：“我申请延长了在上海的访问期。再待一年。”

周深转头看她。她的侧脸在阳光下有细小的绒毛，眼镜片反射着车流的倒影。

“为了研究？”他问。

“为了研究。”她点头，停顿了一下，“也为了……观察一个刚获得自由的歌手，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声音。”

绿灯亮了。人群开始流动。

周深没有动。他看着陈谨一，看了很久，直到后面的人催促。

然后他说：“我会让你看到。”

他们会一起看到。看到合约的重量如何卸下，看到声音如何找回自己的形状，看到145赫兹如何在更大的舞台上，找到它应有的共鸣。

而所有那些数据、分析、模型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正在生长。

缓慢，但坚定。

像春天里第一株破土的芽，像深海里第一道抵达的光。

像所有值得等待的，终于开始发生的，美好的事情。

第十九章 合约的重量

第十九章合约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