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在七楼停下时发出熟悉的金属呻吟，像一头不情愿的钢铁巨兽。
科斯特洛一手提着公文包，另一只手抱着牛皮纸袋——里面是柏莎念叨了一周的意大利脆皮面包，还有她忘记带的化学课本。西装袖口下露出的腕表指针指向晚上七点四十二分。他迟了。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两圈半，这是父亲教他的，1982年春天的事。那年他八岁，柏莎四岁，父亲蹲下来握住他的手说：“科斯特洛，记住，两圈半。这是我们家。”
现在，十四年后，这仍然是他们的家。
门打开时，灯光先于声音涌出来——温暖的黄色灯光，和黄油煎洋葱的味道。公寓很小，但高挑的天花板让空间得以呼吸。墙上挂着他们不会对客人解释的东西：一幅抽象派油画（母亲大学时代的作品），一张1990年扬基队的签名海报（父亲去世前带他们去的最后一场比赛），还有柏莎从小到大画的每一幅“全家福”——画里永远只有她和哥哥，手牵着手，站在一栋没有门的房子前。
“你晚了十七分钟。”声音从厨房传来，平静得像在读数据。
科斯特洛把面包放在门厅桌上，开始解领带。“道琼斯指数跌了108点，所有人都像世界末日了。”
“对你来说，就是世界末日。”柏莎出现在厨房门口，穿着他那件过大的耶鲁大学旧卫衣，袖子卷了又卷还是堆在手腕上。她手里拿着木勺，脸颊上沾着一点番茄酱。“你宁愿跟数字打交道。”
“数字不会在凌晨三点做噩梦。”他走过她身边，手指轻轻擦过她的脸颊，抹掉那点红。动作自然得像呼吸，是十四年来重复过无数次的动作。“也不会忘记带课本。”
柏莎接过课本，手指擦过他冰凉的指尖。“我记得带了。”
“在书架上，盖在《呼啸山庄》下面。”他脱下西装外套，仔细挂好，每个动作都有精确的角度和节奏。“明天有小测验，对吗？第九章，化学键。”
她注视着他走向厨房的背影——肩线绷得比实际需要更紧，好像永远准备着扛起什么重物。她知道，在她记忆中最早的那个画面里，七岁的科斯特洛就是这样站在她面前，对儿童福利局的工作人员说：“她跟我走。”
那时他不够高，却站得足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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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是意式蔬菜汤和昨天剩的法棍。他们面对面坐在那张樱桃木餐桌两端，这是公寓里唯一真正值钱的家具。母亲曾在这张桌子上画设计图，父亲曾在这里计算房贷利率，现在，科斯特洛在这里核对账单，柏莎在这里写作业。
“雯斯教授问我要不要当他的研究助理。”柏莎用勺子搅着汤，没有抬头。
科斯特洛放下叉子，金属轻叩瓷盘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雯斯？”
“化学系的。他说我在有机化学上的直觉很特别。”她终于抬头看他，眼睛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琥珀色——那是母亲眼睛的颜色，科斯特洛偶尔会忘记这一点。
“他多大了？”
“拜托，科斯特洛……”
“我只是问问。”他重新拿起叉子，切下一块面包，动作精确得像在手术。“工作时间呢？会不会影响你的课程？”
“周二和周四下午，在他的实验室。”她停顿了一下，“他说可以按学校最高时薪付。”
科斯特洛点点头，咀嚼了十下，咽下去。“好。但周五晚上不行。”
周五晚上是电影之夜。从柏莎九岁起，哥哥在那天晚上会一直陪着她，这点雷打不动。
“我知道。”她说，声音软了一点。
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这是纽约的呼吸声——永远有人受伤，永远有人奔忙，永远有灯光亮着，不是为了照亮什么，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没熄灭。
“我今天路过那家店了。”科斯特洛突然说，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街角那家，卖旧相机的。”
柏莎的勺子停在半空。
“橱窗里有一台徕卡M3，和你描述的一模一样。黑漆褪了些，但镜头看起来很干净。”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折了两次的纸，推过桌子，“我记下了价格。”
她展开纸条，上面的数字让她吸气。不是科斯特洛的字迹——他的字工整得像印刷体，这是他特意用左手写的潦草数字，假装只是随手记下的信息。
“太贵了。”她把纸条推回去。
“你的生日快到了。”
“还有四个月。”
“可以当做提前的生日礼物，加上圣诞礼物，加上明年的生日礼物。”他说这话时没看她，专注地往汤里撒黑胡椒，“你知道通货膨胀有多严重吗？现在不买，四个月后可能就没了。”
她看着他——他低垂的睫毛，微微抿起的嘴唇，下颌线因为用力咀嚼而绷紧。她知道这台相机意味着什么：母亲也有一台徕卡，在她留下的少数照片里，出镜率最高。在那场车祸烧毁几乎所有家庭相册之后，那台相机成了失踪的圣杯。
“我再想想。”她说。
“好。”他点头，把纸条收回来，仔细折好，放回口袋，“反正橱窗锁着，别人偷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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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是科斯特洛的工作，因为柏莎总是打破东西。其实她只在十二岁时打破过一个盘子，但他从此把这个理由当成了盾牌。
水声哗哗响起时，柏莎坐到客厅那张二手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机。本地新闻正在报道一起地铁抢劫案，画面晃动，声音嘈杂。她调低音量，目光飘向书架。
书架最上层，在一个没有标记的纸盒里，放着他们不被允许公开谈论的历史：父母的死亡证明复印件，车祸调查报告，保险单，还有儿童福利局的档案。科斯特洛在十八岁生日那天把它们全部锁了起来，钥匙扔进了东河。但柏莎知道，他把每一页都复印了，藏在只有他知道的地方。
就像他藏起所有脆弱的部分。
“柏莎。”他从厨房出来，手里拿着两个玻璃杯，里面是热牛奶——他坚持认为这对睡眠有帮助，尽管她十八岁了。
“嗯？”
“明天会降温，记得穿厚外套。你那件羽绒服的拉链坏了，我放在门口椅子上，明天上班前我会修好。”
她接过牛奶，温度透过玻璃暖着手心。“你总是修东西。”
“总得有人修。”他坐进旁边的单人沙发，那是父亲曾经的座位。沙发皮革已经开裂，他用黑色电工胶带仔细贴好裂缝，从远处几乎看不出来。
他们沉默地喝着牛奶，看电视机里无声的画面。新闻结束了，开始播放一部老电影的开头——黑白片，一个女人在雨中奔跑。
“周五看这部？”柏莎问。
科斯特洛看了一眼屏幕，点头。“好。英格丽·褒曼，母亲生前最喜欢的女演员。”
“你告诉过我。”
“我怕我忘了告诉你。”他轻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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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当柏莎房间的灯熄灭一个小时后，科斯特洛还坐在餐桌前。台灯只照亮桌面的一小圈光晕，光晕里摊开着账簿——家庭的账簿，不是公司的。
他用钢笔在“徕卡M3”旁边写下数字，然后开始计算：减去这笔钱后，下个月的房租、水电、柏莎的学费、她的课本预算、食物、地铁卡……数字在纸上列队，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都安排好了。总是可以安排好。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黑暗中，记忆像一部没对好焦的电影开始播放：
1992年4月17日，雨。警察站在医院走廊里，声音平板地念着报告里的词汇：“当场死亡”、“酒后驾驶”、“对面的货车”。十一岁的他坐在塑料椅子上，柏莎趴在他腿上睡着了，脸颊上还有泪痕。
一位女士蹲下来，身上有廉价香水的味道。“科斯特洛，你听我说，会有个很好的家庭愿意同时收养你们兄妹——”
“她跟我走。”他听见自己的声音说，陌生得像别人的。
“亲爱的，你才十一岁。”
他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重复：“她。跟。我。走。”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法庭、社工、评估、听证会。他学会了在法官面前如何说话，在社工面前如何保持家里整洁，在亲戚们表示“我们可以带走女孩，但男孩太大了”时如何保持沉默。
最终，他们留下了，在这间公寓里。因为有房贷，因为有保险金，因为法官说“这个男孩异常成熟”。
异常成熟。
科斯特洛睁开眼睛，目光落在对面墙上柏莎的画上——那栋没有门的房子。他忽然理解了为什么没有门：当你把所有出口都封死，就没有人能离开，也没有人能进来。
只有你们两个人，永远。
他合上账簿，关掉台灯。在完全的黑暗中，他轻声说——像祈祷，像诅咒，像一个他永远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承认的誓言：
“我会修好所有东西。我会。所有东西。”
窗外，纽约永不眠。而在七楼这间小小的公寓里，两个被遗忘在世界边缘的人，在彼此的呼吸声中，假装那就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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