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文昌街的公寓,气氛比仓库里的灰尘还要沉重。
David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张旧沙发上,手指无意识地、快速地敲打着膝盖,这是他陷入深度思考或极度焦虑时的习惯动作。经纪人坐在对面,不停地擦着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
窗外,台北的夜幕降临,霓虹灯次第亮起,勾勒出城市的轮廓,却照不亮室内的阴霾。
“不能就这样算了。”良久,David突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却透着一股异样的坚定,“它们是我的孩子,不能还没被听到,就变成……塑料垃圾。”
经纪人抬起头,忧心忡忡:“David,公司层面的决定,我们很难改变。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们自己买下来。”经纪人吐出这句话,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但这需要一笔不小的钱。按照样品成本价算,再加上仓储管理费,不是小数目。”
“多少钱?”他忍不住问道。
经纪人报出了一个数字。相当于三百多万新台币。对于一九九七年,一个刚刚出道、尚未有任何商业回报的音乐人来说,这无异于天文数字。
空气再次凝固。
突然,David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楼下文昌街的车水马龙。他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却又绷紧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我还有这套公寓。”David的声音平静地传来,却像一颗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千层浪。
“你疯了?!”经纪人几乎跳起来,“David!你清醒一点!为了这些……这些可能永远卖不掉的CD?你把房子抵押了,你以后住哪里?万一……我是说万一,专辑还是不行,你怎么办?”
周叙野也震惊地看着David。他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惊讶的一时说不出话来。这套公寓虽然不大,但地段尚可,是David在台北唯一的固定居所。这意味着David要押上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去赌一个看似渺茫的未来。
David转过身,脸上没有经纪人预期的激动,反而是一种异常的冷静,眼神里燃烧着某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火焰:“我相信我的音乐。”他顿了顿,目光转向他,“我也相信Mist的耳朵。它们不是废塑料,它们里面住着灵魂。它们值得被听见,而不是变成杯垫——就像那个谁说的那样。”
最后那句话,带着明显的自嘲和决绝。
接下来的几天,David顶着巨大的压力,奔波于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之间。抵押房产的手续复杂而磨人。经纪人虽然极力反对,但看到David如此坚持,也只能尽力协助。
九月十八日,签约的日子。在飞碟唱片的会议室里,David在厚厚的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用文昌街公寓一年的抵押权,换得了三百零四万八千八百新台币,买断了那一万张被宣判“死刑”的CD。
唱片公司的一位副总也在场,看着David签字,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半是感慨半是嘲讽地说:“David,有魄力!年轻人,敢想敢干。不过啊……”他拿起一张《David Tao》的CD,在手里掂了掂,“这些塑料片,质量倒是挺好,光滑平整,说不定真能当杯垫用,还挺别致。”
David握着笔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但他没有抬头,也没有回应,只是默默地将签好的文件推过去。
当周叙野帮着工人,将一箱箱沉重的CD从飞碟唱片的仓库搬上租来的货车,再运回文昌街公寓,几乎堆满了半个客厅时,看着那如同小山般的纸箱,一种无比真实的压力感扑面而来。
这不是历史的注脚,这是他们必须亲手改变的、冰冷的现实。赌注,已然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