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晏的左手最后一次疼,是在整理程砚遗物的时候。
那件法官袍挂在衣架上,袖口的金线有些磨损。他下意识想用两只手去抚平褶皱——右手捏住衣料,左手虚握了一下空气。
疼痛来得突然,像有根针从早已不存在的指尖扎进来,沿着幻肢的神经一路上行,最后停在手腕那道旧疤上。
他缓了很久,等疼痛退去,才继续整理。法官袍下面压着一本《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夹着十七张便签,每张都是一个孩子的名字和法律问题:
「王小萌:同学给我起外号算犯法吗?」
「李想:爸爸说再考不好就不让我上学了,怎么办?」
「陈曦:我想改名跟陈叔叔姓,可以吗?」
每张便签背面都有程砚工整的回复。最后一张的日期是上周三,问题还没回答。
问题来自那个想当“包青天”的孩子:「法官叔叔,如果我以后当了法官,遇到好朋友犯法该怎么办?」
周清晏拿起笔,在程砚的字迹下面补充:「真正的朋友,不会让你陷入这种两难。而真正的法官,心里有比友情更重要的东西。」
写完,他看看自己残缺的左臂。十四岁结拜的伤疤,二十六岁截肢的伤疤,都在同一个位置重叠。
陈烬说过要当他的左手。
程砚说过要当他的法槌。
顾深说过要当他的智库。
苏临说过要当他的数据库。
林昭说过要当他的影子。
现在,左手没了,法槌落了,智库停了,数据库关了,影子散了。
只剩下他,和一只永远会疼的幻肢。
周清晏的葬礼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他死在飞往海牙的航班上,为了替顾深完成那场国际仲裁演讲。空乘说,他一直在修改演讲稿,睡着后再也没醒来。
医生说是过劳导致的心源性猝死。但李谨言知道,他是累的——累到连左手幻肢的疼痛都感觉不到了。
遗物里有一份未公开的医疗报告。三年前诊断出心脏问题,医生建议手术。他拒绝了:“还有太多事没做完。”
报告附页有一行手写备注:「至少,要把顾深的演讲完成」
他确实完成了。演讲稿在笔记本电脑里,最后修改时间是飞机降落前二十分钟。结尾处新加了一段:
「法律的意义不在于惩罚,而在于预防。正义的意义不在于彰显,而在于实现。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先保护好那些未来的法官、律师、检察官,保护好每一个可能改变世界的孩子。」
这段话旁边画了个箭头,指向一行小字:「替顾深说的,他总嫌我讲得太感性」
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国际法学者,外交官,还有希望小学的十七个孩子——现在他们已经上中学了,穿着整齐的校服,手里拿着周清晏这些年寄给他们的明信片。
每张明信片背面都有一行字:
「我在日内瓦,这里的湖很像北京的北海。」
「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有各国国旗。」
「我在海牙,和平宫的花开了。」
最后一张来自北极,是他独自重游时寄的:「极光还是那么美,只是这次,我是一个人看的。」
孩子们把明信片贴在纪念墙上,拼成北斗七星的形状。缺了最后一颗——摇光星的位置空着。
李谨言走上前,把周清晏一直戴在身上的那枚北极星吊坠贴了上去。吊坠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但星光图案依然清晰。
“齐了。”他说。
仪式结束时,那个想当法官的孩子走到李谨言面前:“周叔叔说过,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就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是一个U盘。里面不是法律文件,而是一个三维建模程序——可以模拟各种伤残人士的生活场景,帮助设计师优化无障碍设施。
程序的名字叫:「左手」
说明文档里写着:
「这个世界是为双手健全的人设计的。但有些人,生来或被迫,只能用一只手生活。
这个程序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记录——如何用一只手系鞋带、打领带、弹钢琴、甚至拥抱。
希望它能帮助更多‘一只手’的人,活得像‘两只手’一样完整。
毕竟,少了一只手,不等于少了半个人。
我们依然是完整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
文档的最后附了一张照片:十四岁的七个人,在废弃工厂结拜。每个人都伸着流血的手腕,笑容灿烂得像不会经历任何离别。
照片背面,周清晏写着一行字:
「如果早知道会这样分开,那天我们应该抱得久一点。」
李谨言关掉程序,看向窗外。北京的冬天,天空是灰白色的,像一块巨大的绷带,包裹着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
他想,周清晏这一生,都在练习如何用一只手,完成需要两只手的事。
拥抱。
书写。
告别。
现在他终于不需要练习了。
因为天堂里,一定有个人会伸出双手,对他说:
“这次,换我当你的左手。”
永远地。
(第十三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