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新街口附近时，我们遇到了真正的麻烦。一队日本兵从南边过来，正好撞见我们。双方隔着不到五十米，几乎同时开火。
“散开！”云暮喊。
我扑到一辆黄包车后面，子弹把车棚打成了筛子。李天安在对面店铺的柜台后面还击，他的步枪每响一声，就有一个日本兵倒下。可日本人太多了。
“手榴弹！”李天安又喊。
这次我们只剩下三颗。爆炸之后，日本人的机枪响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见歪把子机枪的声音，哒哒哒的，像敲快板，可要命得多。
柳迢正在拖一个伤员，机枪子弹追着她打在地上，溅起的土石蹦得老高。她扑倒了，又爬起来，可第二串子弹扫过来时，她没再动。
云暮要冲过去，被我死死拉住。
“连长！不能去！”
我看见云暮的眼睛红了，可她点了头。我们剩下的十几个人往北边撤，利用街道两侧的店铺做掩护。琦酱跑在我旁边，她的剪短的棉袍在风里飘。
“柳迢她……”琦酱喘着气问。
我没回答。她明白了，咬了咬嘴唇。
转过一个街角，我们暂时甩开了追兵。清点人数，能动的还剩九个，包括三个轻伤员。云暮的电台早就扔在路上了——太沉，跑不动。
“去下关。”云暮的声音有点哑，“找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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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关那边的情况更糟。我们到挹江门时，已经是傍晚。城门洞里挤满了人，有军人，更多的是老百姓。推搡、哭喊、叫骂混成一片。城门只开了一道缝，卫兵在拦人。
“让开！我们是36师的！”一个军官在喊。
“凭什么是你们先过！”另一个部队的人吵起来。
有人开了枪，不知道是谁打的。人群更乱了。我们被挤在中间，像洪流里的木片。
忽然，我听见云暮喊：“冬至！李天安！这边！”
她发现城墙根有个排水沟，铁栅栏已经被撞歪了。我们从那里钻出去，到了城外。可眼前的长江边，景象让人心凉。
江面上漂着木板、箱子、尸体。几条小火轮在江心冒着烟，船上挤得满满的。更多的人在岸边叫喊，往冰冷的水里跳。
“没有船了。”李天安说。
云暮望着江面，很久没说话。天快黑了，北风刮得更紧。江水的腥味混着火药味，吸进肺里像刀子割。
“冬至，”她忽然说，“你带他们往上游走。燕子矶那边可能有渔船。”
“你呢？”
“我留在这儿。”她指着江边一个半塌的观察所，“那里面可能有电台。我得试试联系对岸。”
我知道她在说谎。那个观察所早就被炸烂了，不可能有电台。她只是想让我们走。
李天安也明白。他摇头：“要留一起留。”
“这是命令。”云暮看着我们，“冬至，执行命令。”
我站着没动。琦酱先开口了：“我陪云暮。”
“我也……”
“李天安，”云暮打断他，“你记得咱们参军时说的话吗？”
李天安愣了愣。他当然记得。三个月前，在金陵中学的操场上，我们这群学生兵举手宣誓。那天太阳很大，旗子被风吹得哗哗响。
“不屈服。”李天安低声说。
云暮点头：“所以你们得走。能活一个是一个。”
我们僵持着。最后还是冬至——也就是我——先动了。我拉了拉李天安：“走吧。”
我们五个人，其实是四个了，往上游走。走出很远回头，还能看见云暮和琦酱站在江边的身影，小小的，在暮色里像两棵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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