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石室的路比进来时顺畅得多。或许是“它”的根源被彻底封印，那些幻觉和黑影都消失了，暗河的水变得清澈，长明灯的蓝光稳定而柔和，连冰舌下的寒风都似乎带上了一丝暖意。
可没人说话。胖子耷拉着脑袋，手里的工兵铲拖在地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却没像往常一样抱怨；三叔走在最前面，背影挺直，可我看到他的手一直在微微颤抖；爷爷拄着拐杖，脚步缓慢，时不时回头望向“终极”入口的方向，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
我攥着那枚青铜哨子，指尖被硌得生疼。哨子是凉的，可我总觉得它带着一丝余温，像是张起灵最后看我时的眼神，平静里藏着说不清的东西。
走出冰舌下的暗河，外面的雪已经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洒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那辆陷在冰缝里的车还在原地，被冻得结结实实，像个沉默的纪念碑。
“看来得步行出去了。”三叔叹了口气，开始整理背包里的东西。
我们把没用的装备都留在车里，只带上必需品，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雪地里的脚印被新雪覆盖，只剩下我们现在踩出的深浅痕迹，像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书写。
“小哥真的不跟我们走啊？”胖子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闷闷的，“那破地方连口热饭都没有，他能待得住？”
“张家的守陵人，从来都是这样。”爷爷的声音有些沙哑，“他们生下来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认死理，也认宿命。”
“狗屁宿命！”我低声骂了一句，心里堵得慌，“就不能有例外吗？”
没人回答。风吹过树林，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谁在哭。
走了两天，我们才遇到一支进山考察的队伍，搭他们的车出了长白山。回到杭州时，已经是半个月后。
老宅还是老样子，李伯的身体已经好了，看到我们回来，激动得抹眼泪，张罗着要给我们做红烧肉。可看着空荡荡的院子，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胖子回了北京，说是要处理点“私事”，走的时候没像往常一样咋咋呼呼，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有事给胖爷打电话，随叫随到。”
三叔把自己关在铺子里，整天对着那些古董发呆，有时候我进去，会看到他在擦拭那把短铳，眼神空茫。
爷爷大部分时间都在整理他的笔记，把这次冒险的经历补充进去，偶尔会跟我讲一些张家的旧事，说他们如何在雪山里生存，如何守护封印，语气里带着敬佩，也带着惋惜。
我回到学校，继续上课，考试，和同学插科打诨，努力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可夜深人静时，总会想起长白山的雪，西沙的海，还有石室里那扇紧闭的石门。
青铜哨子被我挂在脖子上，贴着胸口，能感受到它随着心跳微微震动。我试过吹它，可每次都在最后一刻停住——我怕，怕听到回应，更怕听不到。
三个月后的一天，三叔突然把我叫到铺子，递给我一个包裹，是从长白山寄来的，没有寄件人，地址只写着“守陵人收转”。
“是小哥寄的？”我心里一动，赶紧拆开。
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块小小的木头，被刻成了麒麟的样子，粗糙，却很传神，眼睛的位置镶嵌着两颗红色的石头，像是用守陵纹的碎片做的。
木头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三个字，是张起灵的笔迹，干净利落：
“勿念。”
我握着那块木麒麟，眼眶突然就湿了。
胖子后来又来过一次杭州，带了瓶二锅头，我们坐在西湖边，一口一口地喝着。
“你说，小哥在里面会不会闷得慌？”胖子望着湖面，“胖爷我下次去长白山，给他带副麻将怎么样？”
“他可能不会打。”我笑了笑，眼泪却掉了下来。
“那带点牛肉干，白酒，总没错。”胖子拍了拍我的肩膀，“总会有机会去看他的。”
机会？我不知道。爷爷说，守陵人一旦归位，就很少再出来，除非封印出了问题。我宁愿永远没有那个机会。
风吹过湖面，带着水汽的微凉。我摸了摸脖子上的青铜哨子，它还在，带着胸口的温度。
或许，这就够了。
有些告别，不需要说出口；有些牵挂，不需要常相见。只要知道他在那里，好好的，就够了。
只是偶尔，在喧闹的人群里，在寂静的深夜里，我会想起他最后回头的那个眼神，想起长白山的雪，想起那扇紧闭的石门。
然后，握紧手里的木麒麟，告诉自己：
会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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