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烟花渐渐稀了,剩几朵零零星星地开在天边。院子里的人陆续往回走,门开了又关,暖光从屋里漏出来,在台阶上铺了一小片。他转身往屋里走了,步子不快不慢,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回头看了我一眼。
"进来吧,外面凉了。"他说。
我端着手里那杯早就凉透的茶跟上去。他侧身让我先进,门关上之前我听见风把院子里最后一串鞭炮纸吹得簌簌响。屋里暖意重新裹上来,有人在收拾桌子,有人在倒茶,奶奶正在把剩下的饺子端回厨房去。妈妈在客厅喊我过去说话,我应了一声走过去,路过正厅的时候看见祯元已经坐回沙发上了,手里端着一杯新茶,低头在看手机。
红灯笼在廊下亮了一整夜。
每到了冬天,该订机票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就订票。回去以后也没觉得北京和纽约之间隔了多远,不过是换个地方待着,该见的人见一见,该吃的饭坐下来吃。祯元来接机的时候我在到达厅外面看见他,走过去,他接过箱子转身走在前面。
和往年一样。和每年的冬天一样。
毕业以后的日子就是上班,按部就班地过。我在纽约的基金会留了下来,琐事多,但不忙的时候也有,坐在工位上对着电脑,偶尔走到窗边站一会儿。窗外是曼哈顿中城的天际线,楼叠着楼,颜色在一天里变好几次,早晨是灰的,傍晚是暖的。
北京那边,祯元也开始接受家里的事。爷爷年纪大了,正厅的门开得比从前少,但祯元每周去陪他坐一坐,有时候就一盏茶的工夫,从屋里出来的时候步子不急不缓,脸上看不出什么。
我每年回去过年。有时候假期长一点会多待几天,有时候短,来去都是那几天。祯元有时来接,有时不来,我熟门熟路地自己回去。老宅没怎么变,院子里的老槐树又粗了一圈,廊下的灯笼换了新的,红纸比往年更亮一些。我推门进去,该在的人都在,奶奶在厨房忙,妈妈在客厅招呼客人。祯元有时候已经在里面坐着了,看见我进来就抬一下手,算是打过招呼,然后继续和旁边的人说话。我走到他旁边坐下,有人递茶过来,我接了,隔着杯沿的热气看他一眼,他正侧着头听谁在说什么,嘴角微微弯着。
日子就这样过着。偶尔在周末接到他的电话。他话少,打过来也没有太多要说的,问问在做什么,那边天气怎么样,然后沉默一会儿。我有时候在厨房煮东西,把手机开免提放在灶台旁边,听着他那边的背景音,像是办公室,纸张翻动的动静,偶尔有人敲门。我也不催他,等他自己说。
"那你忙吧。"他最后会说。
"嗯。"
"挂了。"
"好。"
电话挂掉以后,厨房里重新安静下来。我关了火,把锅里的面盛出来。那碗面吃到一半的时候,手机屏幕又亮了一下。是他发来的一条消息,就几个字:"下周降温,多穿点。"我看了两秒,没有回,把手机翻过去放在桌上。面有点凉了,我把它吃完了。
生活就是这样。不远不近的,不冷不热的。窗户外面天黑得越来越早了,风透过窗缝进来,带着深秋的凉意。我摸了摸手腕上那条手链,银链子贴着皮肤是微凉的,像一枚早就习惯了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