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两点五十分,我站在渔船码头的外围,没有急着往七号泊位走。
这片区域和主城区截然不同。空气里的海腥味浓得呛人,地上到处是湿漉漉的水痕,鱼鳞在石板缝里闪着黯淡的光。渔船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桅杆像一片倒伏的枯林,缆绳绷得紧紧的,随着潮水轻轻晃动。工人穿梭其间,搬运着一箱箱银光闪烁的渔获,吆喝声、引擎声、铁链碰撞声混杂在一起,比主街更嘈杂,也更真实。
我靠在一根电线杆上,点了根烟——来之前特意学的,装样子总得装全套。
烟雾散开,我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码头。
七号泊位在最里侧,夹在两艘大型渔船中间,位置隐蔽,视野却开阔。泊位边上停着一艘中型渔船,船身斑驳,甲板上堆着渔网和空箱,看起来和其他渔船没什么两样。但船尾的驾驶舱窗户微微开着一条缝,那种克制而精准的“开度”,不像渔民的手笔。
附近有几个工人在卸货,动作麻利,但其中两个的站位太讲究了——一个正对着七号泊位的入口,一个背对着,但余光覆盖的范围,恰好是通往那里的必经之路。
我吸了一口烟,垂下眼睫。
他在。
或者说,他的人,在。
这就够了。
两点五十八分,我掐灭烟头,扔进旁边的铁皮垃圾桶,朝七号泊位走去。
经过那两个工人时,其中一个正在搬一箱鱼,手滑了一下,箱子歪了歪,几片鱼鳞落在我鞋面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抱歉,嘴里嘟囔了一句本地话,听不清是什么。
我笑了笑,继续往前走。
船还是那艘船。甲板上依旧没有人。
我在船舷边站定,看着那片斑驳的船身,没有出声,也没有急着上去。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大约过了三分钟,船舱的帘子掀开了。
一个穿着深色唐装的男人走出来,手里拎着两杯东西,走到船舷边,递了一杯给我。
是鸳鸯。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凉的。
“昨天那杯鸳鸯凉了不好喝,”我说,“今天这杯,也是凉的。”
“今天不是让你喝的,”他靠在船舷上,目光落在远处的海面上,“是让你看的。”
“看什么?”
“看我会不会让你等。”
我侧过脸看他。午后的阳光打在他脸上,那张脸比戏院里看得更清楚——眉眼比我想象的更深邃,线条分明却不锋利,像一块被海水冲刷多年的礁石,表面平和,底下坚硬。最特别的是他的眼睛,黑得几乎看不到瞳仁,却又在某个角度下,隐隐透出一点极淡的琥珀色。
“你昨天让我等了一星期,”我说,“今天让我等三分钟,算进步?”
“今天这三分钟,”他转过头看着我,嘴角挂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是看你敢不敢上船。”
“我要是没等,直接上来呢?”
“那你就上不来了。”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船上有规矩,等人上来才能上来。不等,就是坏了规矩。坏了规矩的人,我这里不欢迎。”
我喝了一口凉的鸳鸯,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