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来金行,三楼。今晚八点。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了几圈,被我拆开揉碎,又从各个角度打量了一遍。
太简单了。
从我踏上码头到现在,那些人打量我的方式,那种克制而高效的评估,那种若无其事的信息传递——背后的人如果就这么轻易地把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告诉我,那他就不是掌控这片土地近半脉络的话事人,而是个急于揽客的普通商人。
我没去金行。
我在那附近找了一家茶餐厅,二楼靠窗的位置,正对着福来金行的门口。要了一杯鸳鸯,一份菠萝油,然后坐着,慢慢等。
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霓虹灯陆续亮起来,红的绿的蓝的,把整条街染得光怪陆离。行人依旧匆匆,但面孔渐渐模糊,只剩下一个个被灯光勾勒出的剪影。
七点半。七点四十五。七点五十五。
金行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店员陆续离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里面出来,站在门口点了根烟,四下看了看,也走了。
八点整。
三楼的一扇窗户亮了。很快又灭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又坐了半个时辰,把第二杯鸳鸯喝完,起身离开。
第二天,我去了一家旧书摊。
那是我来之前就查好的地方,据说是个信息中转站,真假消息混着卖,价格公道,不保真伪。摊主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头,坐在一堆发黄的书刊后面,手里永远捧着一份报纸,半天不翻一页。
我在他摊前蹲下来,随手翻着那些旧杂志。翻到第三本时,里面夹着一张纸条,只有一行字:
“昨天那杯鸳鸯,凉了不好喝。”
我把纸条折起来,放进口袋,顺手买了那本杂志。
第三天,我换了一家茶餐厅。
也是二楼,也是靠窗,但换了个方向。这次对着的不是金行,而是一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药材铺。
我照例要了一杯鸳鸯,一份菠萝油,慢慢吃着。
大约半个时辰后,药材铺的侧门开了。一个穿灰色长衫的老头走出来,在门口站了站,像是在透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斗,慢悠悠地装烟丝,点火,吸了一口。烟雾从他嘴边散开,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清晰。
然后他转过身,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隔着一条街,隔着玻璃窗,那一眼轻飘飘的,像是不经意的扫视。
但他吸第二口烟的时候,烟斗在嘴边停留的时间,比正常吸一口长了那么一瞬。
我低下头,喝了一口鸳鸯。
等我再抬头时,他已经回到药材铺里,侧门关上了。
第四天,我去了一个地方。
那是我在Haji就查到的另一个地址,据说是个商会,明面上做进出口贸易,暗地里是各种势力交汇的地方。我不指望在那里直接见到想见的人,但至少能让该知道我的人,知道我在找他们。
商会在一栋老旧的商厦里,四楼。电梯吱吱嘎嘎地往上爬,门打开时是一条昏暗的走廊,尽头有扇玻璃门,门后亮着灯。
推门进去,是个不大的接待室。几张皮沙发,一个茶水柜,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接待台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穿着合身的旗袍,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
“小姐找哪位?”
“听说这里的南北货很有名,想看看货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