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公眯着眼睛看了很久,然后用粗糙的大手摸摸安安的头:“好,好。以后给我们安安造大房子。”
一年时间,在寨子里过得飞快。我们参与的三个实验,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新侗布产品线逐渐成熟,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声音地图”成了寨子的新名片,吸引了很多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游客;“活态建筑博物馆”完成了主体结构的搭建,开始有研学团队定期来参观学习...
更重要的是,寨子里的氛围在悄悄改变。年轻人开始觉得,留在寨子里不一定意味着落后和贫穷,传统文化也可以成为一种资源、一种骄傲、一种生活方式。外出打工的人,有些开始回流;在县城读书的孩子,假期更愿意回来了。
一年期满,项目组需要评估是否继续在侗寨深入,还是转移到下一个试点社区。评估会上,村民代表、项目团队成员、地方文化部门的官员坐在一起。
吴公作为村民代表发言,他不太会说普通话,请阿妮帮忙翻译:
“以前觉得,我们这些东西是老古董,没人要了。这一年,看到这么多外面的人,这么认真地学我们的歌,穿我们的布,看我们造房子...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是宝贝。”
他顿了顿,看着我们:“你们要走,我们留不住。但你们教我们一件事:我们的东西,要我们自己先看得起,才能让别人看得起。这个道理,我们记住了。”
那一刻,会场很安静。我看到顾言深悄悄抹了下眼角。
最终评估决定:项目在侗寨继续深入两年,同时开辟第二个试点社区。我们一家选择留下——因为安安抱着我的腿说:“妈妈,我不想走,这里是我的家。”
是的,这里成了我们的另一个家。
三年项目期结束时,我们已经在侗寨生活了整整三年。安安从五岁长到八岁,上了寨子里的小学,能说流利的侗语,会唱简单的侗族大歌,知道怎么辨别靛蓝染缸的好坏,甚至能帮忙递个工具。
离别总是要来的。离开那天,全寨的人都来送行。妇女们送来自家织的侗布,阿妮送了一整套新设计的茶具套装配侗布茶巾;吴公送了一个他亲手做的小木楼模型,每一个榫卯都严丝合缝;孩子们围着安安,送给他各种自己做的小玩具...
寨老唱起了送别的大歌,歌声在山谷间回荡。
车子驶出寨子,蜿蜒的山路将熟悉的风景一点点抛在身后。安安趴在后窗,一直看着,直到寨子完全看不见。
“还会回来吗?”他小声问。
“当然会,”顾言深从后视镜里看他,“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我握住顾言深的手,看向窗外连绵的青山。三年,像一场漫长的梦,又像一次深度的重生。我们带着问题而来,离开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亲身体验了一种与土地、与社区、与时间深度连接的生活方式。这种体验,已经刻进了我们的骨血里,成为我们看待世界的新维度。
回到北京,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一切熟悉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