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在手机屏幕上划拉着,像是漫无目的地游荡,又像是为了填补某种空虚。屏幕的光一点点暗下去,那微弱的亮度像是情绪一般,随着电量的流逝慢慢冷却。喉咙像是堵了一团湿漉漉的棉花,闷得人喘不过气,眼眶却不由自主地发热,眼泪一颗接一颗滚落下来,啪嗒啪嗒砸在屏幕上,溅起细小的水花。“他们说你病了。”声音轻飘飘的,像谈论天气一样随意,可那些躲闪的眼神却泄露了一切。毕竟,我是班上第二个自残的人——这个标签,像烙印一般,被所有人小心翼翼地回避着。
耳边总能捕捉到那些低语,像蚊子振翅时发出的嗡嗡声,偏偏又清晰得刺耳。“你看她,又在装模作样了。”“哎呀,不就是矫情嘛?”这些话从背后传来时,我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只能默默地低下头,假装自己没听见,手指却不由自主地攥紧了衣角。
别家的父母怕出事,早早把孩子送进了医院。而我妈呢?她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抑郁症?装的!连这点破事都搞不定,以后还能成什么气候?”她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背上,字字带刺,扎得人生疼。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抑郁,但每次有人问起,我总是条件反射似的摇头否认,“没有啊,我挺好的。”这份“好”,是她手把手教会我的伪装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去医院,也没有谁愿意停下脚步听我解释,哪怕我已经站在悬崖边,耳边风声呼啸,也无人察觉。
我不是独生女,有个比我小六七岁的弟弟,他是全家人的掌中宝。爸妈总是对我说:“再等等,等他长大了,他会明白的,会记着你这个姐姐的好。”这话他们说了多少遍,我已经数不清了。
两岁那年,他用牙咬破了我的手臂,那道疤痕至今还留在那里,蜿蜒成一道狰狞的印记;三岁的时候,他操起一米长的木棍,狠狠砸在我的脑袋上,顿时脑子一片空白。爸妈闻声赶来,第一反应却是责备我:“你是姐姐,要让着他!再说,你干嘛不躲开?”一声叹息,一句“嗯好”,成了我对这段记忆唯一的回应,好吧,我的错;五岁那年,他把我压在地上,死命掐着我的脖子,这不过是因为我抢了他一根薯条。妈妈就在旁边打电话,她明明听到了,为什么还要骂我,明明是弟弟他……算了,我的错……
可为什么我还会哭,明明我已经躲起来了,为什么还是会被骂。
初一的时候,我信心满满地踏进学校,期待自己能闯出一片天。我们的班主任叫胡钰,是个985毕业的研究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没有戴眼镜,第一印象是:温柔,漂亮,聪明。事实证明,我瞎了。她虽然很聪明,但脾气比我还差。光是前三周,我在班上就哭了三次。我承认,当时我很娇气。后来的事以后再说。自从她找我爷爷奶奶修水管后,我爷爷奶奶就很喜欢她,听她说是我班主任后,更是让我去送吃的。如果她教其他科目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她,但她教数学。巧了,我数学最差。她也是个神经病,什么事都逮着我骂,一点小事就能让她炸毛,她吼起来的时候,整个教室都能感受到那股寒意,而我只是低着头,不敢吭声,手指悄悄捏紧了课本。
(其实写到这里时,我的手已经开始不受控制了,一直在抖,像以前很多次一样,每个字都打错了很多次,歇了一会儿才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