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完成智识主义的本体论建构，必须清晰界定其与反智主义、精英主义、技术官僚主义等相关范畴的边界，避免因概念混淆导致理论误解与实践异化。
从与反智主义的对立来看，智识主义的核心立场是“捍卫智识的价值”，而反智主义则以“怀疑、排斥、否定智识”为本质特征。反智主义在政治实践中通常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经验至上论”，将局部经验绝对化，否定系统知识与理论思维的价值，例如某些地方官员以“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为由，拒绝接受专业建议，坚持“经验主义决策”；二是“情绪动员论”，将民众的非理性情绪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排斥理性对话与事实论证，例如某些政治势力通过煽动仇恨、制造对立、传播谣言，获取民众支持，而非通过政策主张与公共服务赢得认同；三是“反精英论”，将智识阶层等同于“特权阶层”，以“平民代言人”自居，否定专业知识的公共价值，例如某些民粹主义者将经济学家、法学家、科学家污名化为“利益代言人”，煽动民众对智识阶层的排斥。智识主义对反智主义的批判，并非否定经验的意义、民众的价值或对精英的监督，而是反对将“反智”作为政治工具，主张以理性取代情绪、以系统知识取代碎片化经验、以建设性对话取代对立冲突，最终实现政治文明的理性化演进。
从与精英主义的区隔来看，智识主义承认智识阶层的认知优势，却拒绝精英主义的“垄断性”与“排他性”。精英主义的核心逻辑是“少数精英掌握真理与权力，民众只需服从”，其在政治实践中往往表现为“精英专政”或“技术寡头统治”——例如某些国家的政策制定完全由少数专家或官僚主导，民众缺乏参与渠道，政策沦为精英利益的代言。而智识主义强调的是“智识的公共性”：一方面，智识阶层的权力来源于“专业能力”而非“身份特权”，其参与政治的前提是“服务公共利益”，而非谋取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智识阶层的决策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与反馈，通过民主机制实现“专业判断”与“大众意志”的平衡——例如在智库运行中，既需保障专家的专业自主性，也需建立“政策效果评估-公众意见收集-方案优化调整”的闭环机制，防止智库成为“精英利益的传声筒”。这种区隔的本质，是“智识服务于民主”与“精英垄断民主”的根本对立，智识主义始终将智识作为民主的支撑，而非民主的替代。
从与技术官僚主义的批判来看，智识主义重视技术理性的价值，却反对将技术理性绝对化，忽视价值理性的统摄作用。技术官僚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工具理性至上”，将政治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以“效率”“可行性”为唯一标准，忽视公平、正义、伦理等价值维度——例如在公共服务改革中，某些地方单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目标，削减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投入，导致民生福祉受损；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中，某些企业或政府单纯追求“技术先进”，忽视数据隐私、算法公平、就业影响等伦理问题。智识主义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批判，并非否定技术理性的重要性，而是强调“技术理性必须服从价值理性”：任何技术方案、政策设计，都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技术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非目标本身。例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既需依赖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率，也需通过制度设计保障数据安全、缩小数字鸿沟、尊重居民隐私，实现“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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