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属性出发，智识主义的政治哲学内核可拆解为认知、实践、价值三重规定性，这三重规定性相互支撑、彼此嵌套，共同构成其区别于其他政治思潮的本质特征。
其一，在政治认知层面，智识主义确立“智识优先”的认知原则，主张对政治现象的把握需以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批判性的思维方法、实证化的研究路径为基础，拒绝将政治决策建立在经验主义的惯性、民粹主义的情绪或威权主义的独断之上。这一原则的核心，是将“可知性”作为政治行动的前提——即任何政治决策、制度设计、治理方案，都必须经过智识层面的论证与检验，而非依赖“拍脑袋决策”或“情感化动员”。例如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智识主义要求通过政策仿真、效果预判、风险评估等智识手段，将“问题诊断-方案设计-后果推演-优化调整”的全流程纳入理性框架：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需结合人口统计学、社会保障学、公共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分析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养老体系、财政支出的影响，而非简单提出“延迟退休”或“增加养老金”的单一方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依据流行病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的知识体系，制定“监测预警-应急响应-资源调配-后期复盘”的全链条机制，而非依赖行政命令的单向度管控。这种“智识优先”的认知原则，并非否定经验的价值，而是强调经验需经过理性的筛选与整合；也非排斥情感的作用，而是要求情感需置于公共理性的约束之下，最终实现政治认知从“蒙昧性”向“科学性”、从“碎片化”向“系统性”的转变。
其二，在政治实践层面，智识主义构建“智识-权力”的良性互动范式，既反对“反智主义”对智识阶层的排斥与对专业知识的消解，也警惕“精英主义”将智识异化为垄断权力的工具，更批判“技术官僚主义”将智识窄化为工具理性的附庸，而是倡导“智识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实践导向。这一范式的核心，是实现“专家理性”与“大众意志”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承认智识阶层在专业领域的认知优势，推动其以智库、顾问、专业机构等形式参与政策制定，为权力运行注入理性力量——例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领域的货币政策制定需依赖经济学家的专业分析，生态领域的环保标准设计需参考环境科学家的实证研究，司法领域的法律修订需吸纳法学家的理论论证，这种“专业知识介入权力”的模式，是避免权力非理性扩张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强调智识阶层的“公共性”品格，要求其在运用专业知识时必须回应社会大众的合理诉求，避免陷入“技术封闭主义”的困境——例如在城市规划中，既需依赖城市规划师的专业知识设计空间布局，也需通过听证、调研、公众参与等方式吸纳居民对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保护的诉求，防止“精英设计”与“民众需求”脱节。这种互动范式，本质上是要解决“谁掌握智识”“智识为谁服务”“如何监督智识”的根本问题，确保智识既不被权力绑架，也不脱离民众，真正成为连接权力与社会的桥梁。
其三，在政治价值层面，智识主义将“智识启蒙”作为核心价值目标，主张通过知识传播、思维训练、理性对话，提升整个社会的政治认知水平与公共参与能力，最终建构以“理性共识”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这一价值目标区别于“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与“民粹主义”的情绪煽动，它强调启蒙的“双向性”：既要求权力持有者以智识反思自身的治理行为，摆脱“权力自负”的误区——例如通过行政问责、绩效评估、专家评议等机制，推动官员以理性审视政策效果，而非依赖“政绩工程”或“短期效应”；也要求社会大众以智识武装自身，摆脱政治认知的蒙昧状态，实现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的转变——例如在基层治理中，通过“社区学堂”“政策解读会”“法律普及课”等形式，向居民普及法律知识、治理常识、权利义务，使其能够理性表达诉求、有序参与社区事务，而非依赖暴力抗争或非理性信访。这种“双向启蒙”的价值目标，最终指向的是政治共同体的“理性化建构”：在权力层面，形成“理性决策-科学治理-有效问责”的运行逻辑；在社会层面，形成“理性认知-有序参与-公共对话”的互动逻辑；在个体层面，形成“独立思考-尊重多元-遵守规则”的行为逻辑。唯有如此，才能破解现代社会的“认知分裂”与“价值对立”，构建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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