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岁，火烈鸟十岁。船身被晒得发红，像一条被剥了皮的鳝鱼，鳞片是钉帽，血是桐油。父亲把船交给我那天，只说了一句话：“甲板是黑板，浪是粉笔，子弹是点名。”说完他把那枚用祖父臼齿磨的铅坠丢进海里，连水花都没响。
那年夏天，岬角来了一批穿胶靴的人。他们开一辆没喇叭的卡车，车厢蒙着油布，油布底下是长条木箱。夜里，卡车停在废盐仓，车灯把仓壁照出两个洞，像被子弹打穿的肺。我和阿鲸——那个总把头发剃成青皮的姑娘——趴在盐仓顶上，看他们把箱子搬上渔船。箱子上用白漆刷着“粉笔”两个字，阿鲸笑出声：“粉笔也能走私？他们要给海上课？”话音未落，一根真正的粉笔从仓顶滚下去，在月光里碎成粉，像一截被折断的骨头。
第二天，火烈鸟被雇去运货。父亲不肯沾手，让我独自去。我换上一双过大的胶靴，靴筒里黏糊糊的，不知是别人的汗还是海水。甲板被太阳烤得冒油，我蹲下去，用粉笔在舱口写“火烈鸟”三个字，字还没写完，靴底一滑，膝盖磕在甲板上，疼得眼泪直喷。泪砸在粉笔字上，把“烈”字冲成“列”，像把火浇成了行刑队。
中午，卡车的人来了。领头的是个穿海魂衫的男人，左耳缺半块，像被鲨鱼咬过。他把木箱撬开，里面不是粉笔，是一排排黄澄澄的子弹，包在油纸里，像刚出生的婴儿。男人用子弹在甲板上摆出一条线，从船头到船尾，正好七步。他让我踩着线走，说：“七步以内，你是学生；七步以外，你是靶子。”我走完七步，第八步还没迈，他抬手一枪，子弹擦着我的耳廓打进桅杆，木屑飞溅，像一场微型雪崩。血顺着脖子往下淌，染红了靴筒。男人咧嘴笑，露出一颗金牙，牙上刻着“海”字。
子弹被留在桅杆里，成了火烈鸟的第二颗钉。夜里，阿鲸偷偷上船，用指甲抠出那颗子弹，在甲板上一笔一划地写：
“鲸骨为笔，子弹为墨。”
写完她让我躺下，用粉笔在我胸口画一只鲸，从锁骨到肚脐，尾巴刚好扫过肚脐眼。画完她吹掉粉笔灰，灰落在伤口上，止了血。她问：“疼吗？”我说：“像被月光咬了一口。”她笑，虎牙在黑暗里闪，像另一颗子弹。
第三天，货要送到公海。火烈鸟被漆成灰色，牡丹花被油布盖住，像给船戴孝。出发前，缺耳朵的男人扔给我一把真枪，枪托磨得发亮，像被无数只手攥过的骨头。他说：“今天你要么开枪，要么跳海。”我接过枪，枪管冰凉，像含着一块铁。阿鲸躲在货舱里，对我做口型：“打甲板。”
船开到看不见岸的地方，浪变得像山。对面来了一艘快艇，艇头插着黑旗。交易开始，木箱被抬过去，换回一袋袋用报纸包的方块。最后一袋递过来时，报纸破了，露出里面白森森的粉笔——原来粉笔是伪装，真货是子弹，子弹里又藏着粉笔。我举起枪，对准甲板上的粉笔线，扣动扳机。枪声被浪吃掉，子弹钻进木板，炸出一团白雾。雾散后，粉笔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黑黢黢的弹孔，像一道被撕开的拉链。
缺耳朵的男人愣了一秒，随后大笑，笑声被风撕成碎片。他拍拍我的肩，说：“你毕业了。”毕业礼物是那颗打进桅杆的子弹，现在它穿了孔，被他用绳子系在我脖子上，像一枚生锈的勋章。阿鲸从货舱爬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粉笔灰，迎风一扬，灰扑了我满脸。她喊：“从今往后，海是你的黑板，浪是你的粉笔，子弹是你的——”她没说完，一阵浪打过来，火烈鸟剧烈摇晃，我跌坐在甲板上，屁股正好压住那颗弹孔。弹孔边缘的木刺扎进皮肤，像一枚倒长的钉。
返航时，月亮挂在桅杆正上方，子弹在胸口晃，像一颗过重的乳牙。阿鲸靠着我，头发被盐胶成一片片刀锋。她低声说：“你知道吗？鲸的骨头里也有粉笔末。”我问为什么，她答：“因为它们要给自己画航线。”话音刚落，远处传来一声鲸喷，水柱在月光下现出彩虹，像一道被擦亮的粉笔痕。
船靠岸时，粉笔灰和火药味混在一起，像一场失败的葬礼。父亲站在码头，手里拎着那双黏糊糊的胶靴。我跳下去，把子弹项链摘下来，扔进海里。子弹沉下去的地方，后来长出一丛红色的海藻，远远看去，像一截被海水泡发的粉笔头，在黑暗里无声地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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