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包车拐进熟悉的霞飞路时，阮清忽然屏住了呼吸。沿街的悬铃木落了满地碎金似的叶子，风吹过，卷起叶尖扫过朱漆大门上的铜环，叮铃一声，竟与记忆里某个夏日午后的声响重合。

“到了。”车夫停下脚，金牙在路灯下闪了闪。

父亲推开门时，门轴发出“吱呀”一声悠长的叹息。院里的那株白玉兰还在，只是枝桠比三年前粗壮了许多，几片迟落的叶子挂在枝头，被风掀得翻了面。

“张妈？”母亲试探着唤了一声，声音里带着颤。

西厢房的门“吱呀”开了道缝，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妇人探出头来，看清他们时，手里的铜盆“哐当”掉在地上，清水溅湿了青布裤脚：“太太……是您回来了？”

张妈是看着阮清长大的，当年举家去香港时，父亲特意留下她守着宅子。此刻她攥着母亲的手，指腹上的老茧蹭得人发疼，眼泪却掉得像断了线的珠子：“我就知道您会回来的，每月都给玉兰浇淘米水，就盼着它等您回来开花呢。”

阮清溜达到自己的房间，雕花木床上的蓝印花布帐子还挂着，只是蒙了层薄灰。书桌上，她临走前没带走的那本《漱玉词》还摊在“知否，知否”那页，蝇头小楷写的批注被阳光晒得褪了色。

忽然听见后院传来父亲的低笑。她跑过去，正看见父亲站在那口老井边，手里举着个掉了漆的铁皮饼干盒——那是他以前藏糖果给她的“百宝箱”。张妈在一旁拍着大腿笑：“先生您忘啦？去年春天井绳断了，我捞桶时顺带捞上来的，原以为早锈烂了，打开一看，里面的水果糖还硬着呢。”

母亲正翻着樟木箱，从一堆叠得整整齐齐的绸缎衣裳里抽出件月白色的旗袍，袖口绣着和阮清袖口一样的白兰：“你看，这件还能穿。”灯光落在旗袍的盘扣上，折射出细碎的光，像是把三年的时光都串了起来。

阮清靠在门框上，看着父亲把饼干盒里的糖倒在掌心，看着母亲对着旗袍比划，听着张妈絮絮叨叨说院里的玉兰去年开了多少朵。晚风从敞开的门里溜进来，带着白玉兰淡淡的香，她忽然觉得，那些以为留在过去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这儿，等他们回来呢。

第二天清晨，阮清是被院里的扫叶声惊醒的。她披衣推窗，见张妈正佝偻着腰，用竹扫帚把满地的悬铃木叶归成小堆，晨露打湿了她的青布头巾，却挡不住嘴角的笑意。

“小姐醒了？”张妈直起身，竹扫帚往墙根一靠，“我这就去生炉子，您爱吃的桂花赤豆粥，昨晚就泡上豆子了。”

母亲已经在堂屋里翻检旧物。樟木箱敞开着，里面的衣裳被叠成整齐的方块，她正把几件父亲的长衫往竹制晾衣架上挂，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衣料上投下细碎的花纹。“阿清来帮我看看，这件藏青的料子，是不是该送出去改改款式？”

父亲则在修那扇吱呀作响的院门。他从工具箱里翻出半罐发黑的桐油，用棉布蘸着往门轴里擦，动作有些生疏，额角很快沁出细汗。“当年常给你修自行车的王师傅，如今在巷口开了个修配铺，等会儿去请他来看看井绳。”他头也不抬地说，声音里带着点忙活的轻快。

阮清回到自己房间，找出去年在香港买的细布手套，开始擦拭书桌上的薄灰。《漱玉词》被她小心地收进抽屉，换上从皮箱里取出的新笔记本。窗台上的青瓷瓶积了层垢，她抱着去井边打水，刚摇起半桶水，就见父亲举着铁皮饼干盒走过来：“尝尝？张妈说这糖没坏。”

水果糖在舌尖化开时，阮清忽然听见巷口传来叮当声。探头一看，竟是昨天码头那只狸花猫，正叼着个锈铁环蹲在门槛上，见她望过来，尾巴得意地翘了翘。

“这机灵鬼倒寻来了。”母亲笑着从厨房端出碟小鱼干，“张妈说老陈家要搬去苏州，正愁没人照看它呢。”

午后，王师傅带着徒弟来了。井绳换上新的，吱呀的门轴被加了油，连廊下松动的木板也被钉牢。徒弟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看见阮清在院里晾晒的白兰刺绣，红着脸递过一朵刚摘的野菊：“小姐，这花配布好看。”

夕阳斜照时，院里飘起饭菜香。父亲在廊下翻看王师傅带来的新报，母亲和张妈在厨房说笑，阮清逗着脚边的狸花猫，忽然觉得，这民国三十八年的初秋，竟比记忆里任何一个季节都要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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