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生活

杨博文从重症监护室转出来那天，阳光格外好。

护士拆去他手上最后一根输液管时，他看着自己手腕上纵横的疤痕，突然对陈奕恒说：“帮我把爸爸公司的资料拿来吧。”

陈奕恒愣了愣：“你现在要这个做什么？”

“总得做点什么。”杨博文的声音还有点哑，却带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总不能一直躺着等死。”

杨父第二次来的时候，带来了一整套杨氏集团的基础资料。他把文件夹放在床头柜上，语气依旧没什么温度：“看得懂吗？看不懂别硬撑。”

“试试就知道了。”杨博文翻开第一页，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眼神专注得像在研究一道难题。

接下来的日子，病房里多了份特别的景致。杨博文靠在床头看文件，有时会皱着眉沉思，有时会用笔在纸上写写画画，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脸上，竟透出点沉稳的轮廓来。医生来查房时都说，他的求生意志肉眼可见地在增强，各项指标也在稳步好转。

“这个项目的风险评估有问题。”一天下午，杨博文指着文件里的某一页，对前来探视的父亲说，“原材料成本波动没考虑进去，一旦供应链出问题，利润会缩水至少三成。”

杨父的脚步顿了顿，凑过去看了看，眉峰微微蹙起：“你怎么看出来的？”

“以前听你跟副总打电话时提过类似的案例。”杨博文笑了笑，“那时候觉得你们谈的都是些 boring 的东西，没想到现在能用上。”

杨父没说话，只是从公文包里掏出支笔，在文件上做了个标记，动作自然得像在办公室里和下属讨论工作。

张函瑞来送鸡汤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父子俩头挨着头看文件，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竟有种奇异的和谐。他悄悄把保温桶放下，没敢打扰，只是在心里松了口气。

杨博文开始配合治疗，按时吃药，甚至主动要求护士帮他安排康复训练。他的胳膊还没完全恢复，举着文件久了会发抖，就用绷带把文件夹固定在支架上，一点一点地啃那些曾经觉得枯燥的商业知识。

“以前总觉得，他希望我继承公司是在逼我。”一次训练间隙，杨博文对陈奕恒说，“现在才发现，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关心我，只能把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推给我。”

他顿了顿，看着窗外抽枝的梧桐：“其实管理公司也没那么难，至少比爱一个人简单。你对它好，它会给你反馈；你懂它的规则，它就不会让你输得太惨。”

陈奕恒看着他手腕上渐渐淡去的疤痕，突然觉得，那些深刻的伤痛或许并没有消失，只是被他变成了铠甲。

半年后，杨博文出院那天，直接去了杨氏集团。他穿着合身的西装，头发剪得利落，站在总裁办公室门口时，杨父正在签一份重要合同。

“爸，”杨博文敲了敲门，语气平静，“我来上班了。”

杨父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褪去青涩、眼神坚定的儿子，笔在文件上停了几秒，最终点了点头：“先从项目助理做起，做错了可没人替你担着。”

“好。”杨博文笑了笑，转身走向隔壁的助理办公室，步伐沉稳得像早已走过千百遍。

窗外的阳光洒进大楼，照亮了空气中浮动的尘埃，也照亮了他手腕上那道浅浅的疤。那道疤像个沉默的勋章，提醒着他曾经有多痛，又有多用力地，从那些痛里爬了出来。

或许爱而不得的遗憾永远不会消失，或许心底的空洞永远填不满，但至少现在，他找到了另一种方式与世界相处——清醒、理智，带着伤疤，却步履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