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文的爸爸赶到医院时,身上还带着淡淡的油墨味。西装袖口卷着,领带松垮地挂在脖子上,公文包被他随意放在走廊的椅子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医生怎么说?”他的声音很沉,带着刚从会议室抽离的锐利,目光扫过重症监护室的门牌,又落在陈奕恒身上,“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奕恒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些纠缠的爱与痛,那些自残的伤痕,那些戒同所的经历,怎么跟一个刚忙完集团文件、习惯用数据和结果衡量一切的父亲解释?
“抑郁症。”张函瑞在一旁低声说,手指绞着衣角,“还有……并发症。”
杨父的眉峰猛地蹙起,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词。他走到玻璃窗前,看着里面插满管子的儿子,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陈奕恒注意到,他的公文包没拉严,露出里面一叠厚厚的文件,最上面印着“杨氏集团年度报表”的字样。
“抑郁症?”他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点难以置信的冷硬,“我给他最好的资源,让他安安稳稳读书,他抑郁什么?”
“叔叔,不是这样的……”张函瑞想解释,却被他打断。
“他从小就犟。”杨父的声音低了些,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得不到就闹。现在闹成这样,是想逼我什么?”
陈奕恒终于忍不住开口:“他不是在闹。他差点死了,两次。”
杨父的动作顿了顿,没再说话,只是盯着玻璃窗里的杨博文,看了很久很久。走廊里的时钟滴答作响,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像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后来护士来叫他去签病危通知书,他接过笔的手很稳,在签名处落下自己的名字,笔锋凌厉,和杨博文扉页上的字迹有几分相似,却少了那份张扬,多了些沉郁的克制。
“需要通知他母亲吗?”护士轻声问。
杨父捏着那张纸,沉默了几秒:“不用。她身体不好,别让她担心。”
他把签好的通知书递回去,转身往走廊尽头走,步伐依旧沉稳,只是背影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孤清。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眼监护室的方向,声音很轻,像在对自己说:
“我以为……他长大了,能懂事了。”
陈奕恒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突然想起杨博文以前说过,他爸爸总把集团文件带回家,深夜的书房永远亮着灯,他偷偷进去送牛奶时,总能看到爸爸对着成堆的文件叹气。
原来再厉害的人,面对躺在病床上的孩子,也会有手足无措的时刻。只是那份关心被常年的威严裹着,硬得像块石头,砸到孩子身上,只留下疼。
监护仪的滴答声里,杨博文的手指又轻轻动了动。这一次,没人知道他是不是醒着,是不是听到了外面的对话,是不是还在等一个迟来的拥抱,或是一句简单的“我知道了”。
阳光渐渐爬满窗台,照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却暖不透那层深入骨髓的凉。有些隔阂,或许从一开始就存在,隔着身份,隔着沉默,隔着那些说不出口的爱与亏欠,直到此刻,才在生死面前,露出狰狞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