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里，日子像是泡在井水里的粗布，慢悠悠地洇着时光的痕迹。李褒的肥料店就开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青砖搭的柜台被经年累月的化肥袋子蹭得发亮，墙角堆着的空编织袋里，总藏着李佑才玩腻的玻璃弹珠。
李招娣去送账本时，常要穿过晒满玉米的打谷场。婶子们坐在小马扎上剥棉花，见了她就扬着嗓子喊：“招娣又给你奶奶跑腿啊？这丫头，真是个利索的！”话里的热络裹着层看不见的薄冰，她知道，要是换成弟弟佑才，她们准会往他兜里塞把炒花生。
李军的摩托车每次进村子，引擎声能惊动半条街的狗。他穿着锃亮的黑皮鞋踩过泥地，鞋跟沾着的黄泥巴蹭在店门口的石板上，像给干净的院子点了几个墨点。李褒总拉着他往里屋钻，门帘一放，就把外面的日头和闲言碎语全隔在了外头。有回招娣去送水，听见里面说“村西头那片地要是能用咱们的肥……”，她刚把水缸盖好，就被奶奶推着往外走：“去去去，给你妈说晚上别等我吃饭，我跟李老板去邻村看个好东西。”
后来修路的消息传下来，村里像炸开了锅。有人揣着烟去找李褒，说拆迁款下来可得请喝酒，李褒那时笑得满脸褶子，拍着胸脯应承：“没问题！到时候给佑才买台电脑，让他在城里念书也能跟上趟！”招娣蹲在灶台后烧火，听着母亲李喜梅在灶前叹：“但愿能顺顺当当的，别出啥岔子。”
李招娣放学回来，常看见母亲坐在小马扎上，对着盆里的毛豆发呆。出租屋太小，一张双层床占去大半空间，上铺是招娣的铺盖，下铺归弟弟佑才，李喜梅自己就蜷在靠墙的折叠床上。墙角的纸箱里塞满了佑才的课本和球鞋，招娣的书只能摞在床底下，上面压着母亲腌咸菜的坛子。
李军来过出租屋两回。第一次是冬天，他裹着件黑色羽绒服，鞋上的雪化在水泥地上，晕出几个深色的圈。李褒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进门就喊：“喜梅，你看李老板给佑才带的进口巧克力！”李军的目光扫过屋里，在招娣低头写作业的小凳上停了停，没说话，只递给李喜梅一个红封，说是“生意分红，先给孩子添点衣裳”。
第二次来是开春，李军站在门口没进来，只跟李褒低声说：“那边催得紧，拆迁款到账得先周转。”李喜梅正在择菜，听见“拆迁款”三个字，手里的菠菜叶掉在地上。李褒拍着她的肩：“放心，等这波过去了，给佑才在城里买套房，让他稳稳当当念高中。”招娣蹲在地上捡菠菜叶，看见母亲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指节泛白。
催债的电话是打到李喜梅手机上的。那天招娣刚放学，就听见屋里传来掀翻凳子的声响。冲进去时，母亲正抓着手机发抖，屏幕亮着，通话还没挂，那头的吼声像炸雷：“李褒欠的十五万，今天不还就去学校找她孙子！”李喜梅腿一软，撞在叠着的行李箱上，箱子“哐当”倒了，里面的旧衣服滚出来，露出招娣藏在最底下的录取通知书一角。
李褒是第二天被人搀回来的，半边脸肿着，棉衣上沾着泥。他瘫坐在折叠床上，说拆迁款全还了债，还差十五万，李军早跑没影了。李喜梅没哭没骂，就那么直挺挺地倒下去，后脑勺磕在床沿，闷响在逼仄的屋里荡开，惊得窗外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
招娣给母亲敷热毛巾时，手背总被她无意识地甩开。出租屋的墙不隔音，隔壁夫妻吵架的声音、楼下收废品的铃铛声，都往屋里钻。李喜梅躺在床上，眼神直勾勾盯着天花板上的霉斑，突然开口，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养你有啥用？供你念到高中就够了，还想上大学？是想把这个家榨干吗？”
招娣捏着毛巾的手一松，热水滴在地板上，洇出小小的深色圆点。她知道，这些话堵在母亲心里很久了——弟弟的学费、家里的开销，母亲总说“等佑才出息了，全家都能沾光”。
三天后，招娣在作业本背面写下那句话。出租屋里的灯光昏黄，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斑驳的墙壁上。她走到母亲床边，手心里的纸条被汗浸得发潮，递过去时，指尖都在抖。
李喜梅的眼睛闭着，睫毛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泪渍。纸条落在枕头上，发出轻微的声响。那行字在昏暗中模糊不清，却像根细刺，扎在寂静的空气里——“我还可以上大学吗”。
窗外的垃圾桶被野猫打翻了，发出哗啦的声响。招娣站在原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后巷的脚步声还要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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