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5月的风带着北海的咸腥，卷过海牙到鹿特丹的铁路轨道。雅各布·西弗把脸贴在火车车窗上，看那些掠过的风车叶片在阳光下闪成模糊的银影。母亲卡特琳娜的手按在他膝头，粗布裙摆下露出的木底鞋随着车厢颠簸轻轻磕碰，鞋跟处补着块深色的皮子——那是她在面包房攒了三个月工钱，才凑够的火车票钱。

“鹿特丹的港口能停下三十艘蒸汽船。”卡特琳娜把一个油纸包塞进他手里，里面是刚烤的芝麻饼，热气透过纸包在他掌心烙出温烫的圆，“你父亲第一次出海就在那里登船，说码头上的麻绳能绕海牙城墙三圈。”

雅各布没说话，指尖抠着车窗框上的木纹。他怀里揣着那本记满军事术语的练习本，昨夜特意在第一页补了行字：“鹿特丹——荷兰的海上门户”。字迹被他描得太深，纸页背面透出蓝黑色的影子，像艘搁浅的船。

火车进站时，汽笛声震得人耳膜发颤。月台上满是扛着行李的移民，他们的行李箱上贴着“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标签，其中一个棕色皮箱的锁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锚形纹——雅各布在博物馆见过同款，讲解员说那是四十年前的旧物，当时的移民会带着它去爪哇开垦种植园。

“跟紧我。”卡特琳娜攥住他的手腕，她左手的弯钩状伤疤在阳光下泛着粉红。穿过人群时，雅各布闻到了混杂的气味：煤烟味、咸鱼味、还有某种甜腻的香料味——他突然想起《荷兰海外领地风物志》里说，鹿特丹港的仓库里永远堆着从爪哇运来的胡椒和肉桂，空气里都飘着殖民地的味道。

他们落脚的小旅馆在码头区，二楼的房间能看见部分港湾。雅各布趴在窗台上，数着那些停泊的船：黑色的煤船、白色的客轮、还有艘挂着橙白蓝三色旗的军舰，舰艏的撞角像头蓄势待发的公牛。“那是‘七省’级巡洋舰。”一个沙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旅馆老板正往窗台上摆花盆，陶盆边缘结着层盐霜，“上个月从苏门答腊回来，甲板上的血都没刮干净——亚齐人又闹事了。”

雅各布的手指猛地收紧。亚齐，父亲失踪的地方。他转身问：“他们为什么闹事？”

老板往花盆里撒着土，土粒落在地板上像细小的炮弹：“因为我们占了他们的地，挖了他们的橡胶，还教他们说荷兰语。”他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海沙似的，“但这是好事，孩子。就像你父亲说的，文明总得有人来带。”

那天下午，卡特琳娜带着雅各布去市政广场。市长要在那里发表演讲，庆祝鹿特丹港新码头落成。广场上挤满了人，水手们穿着蓝色制服，码头工人光着黝黑的脊梁，女人们则举着绣着国旗的手帕，风一吹，那些橙白蓝的碎片就在人群里翻涌，像被风吹散的海鸟。

雅各布被挤在人群前排，面前是临时搭起的木台。台侧立着块巨大的地图板，荷属东印度的版图被漆成鲜亮的橙色，边缘用金线勾着，像块镶在东南亚的宝石。他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议论：“听说英国又在婆罗洲增兵了”“爪哇的糖价跌了，种植园主都在哭”……这些词他在报纸上见过，此刻从一张张嘴里冒出来，带着唾沫星子的温度，比印刷体更真实。

“安静！”警察用警棍敲着地面，人群渐渐平息。市长扬·亨德里克斯走上台，他穿着燕尾服，肚子挺得像个酒桶，手里的礼帽上别着朵橙色的石竹花。“我的同胞们！”他的声音透过铜管喇叭传开，带着金属的震颤，“当我们站在这新码头，脚下踩着的不仅是木板，是荷兰四百年的海权！”

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雅各布看见旁边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正踮着脚，辫子上的蓝丝带随着她的动作上下跳，像只振翅的蝴蝶。女孩比他矮半个头，却睁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死死盯着台上的市长，手里攥着本封面印着军舰的小册子。

“那些说我们该放弃海外领地的人，是忘了安汶岛的香料、苏门答腊的橡胶、爪哇的蔗糖！”市长的声音陡然拔高，礼帽被他挥得像面小旗，“他们忘了，荷兰的名字不是写在欧洲的地图上，是刻在世界每个港口的纪念碑上！”他指向地图板，“这片橙色的土地，是我们的祖先用鲜血染成的，我们要用刺刀、用炮舰、用每个荷兰人的骨头，守住它！”

欢呼声浪差点掀翻广场的天。雅各布感觉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打鼓，他想起博物馆那门青铜炮，想起父亲的身份牌，想起练习本上“使命”两个字。他突然想喊点什么，喉咙却像被港口的浓烟堵住，只能死死攥着拳头，指节捏得发白。

“他说得不对。”旁边的女孩突然开口，声音清脆得像冰块碰撞，“守住领地不用骨头，用脑子。”

雅各布转过头，看见女孩正翻开那本小册子，里面印着各种军舰的剖面图，用红铅笔标着炮位和弹药库。“我父亲是海军工程师，”她指着其中一艘巡洋舰，“他说现在的海战靠的是射速，不是勇气。”

“勇气也需要。”雅各布反驳道，声音有点发紧。他注意到女孩的小册子上写着名字：奥利维娅·范德赞。“我父亲在亚齐，他很勇敢。”

“勇敢的人很多，”奥利维娅抬起头，阳光在她睫毛上镀了层金，“但能造出更快炮舰的人更少。”她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上面画着些奇怪的装置，“这是我设计的炮弹，带引信的，能在敌人甲板上爆炸，比实心弹厉害十倍。”

雅各布凑过去看，那些歪扭的线条里藏着某种执拗的聪明。他忽然想起德容太太说的“语言是钥匙”，或许武器的图纸也是。“我会说马来语，”他说，“还在学拉丁语和英语。以后去东印度，既能跟土著说话，也能听懂敌人的话。”

奥利维娅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我们是战友了。”她伸出手，掌心有块墨水渍，像朵蓝黑色的小花，“我造武器，你当翻译官，一起守住那些橙色的岛。”

雅各布握住她的手。她的指尖比他的凉，却带着某种坚定的力量。广场上的欢呼还在继续，市长正在念一连串数字：“今年从东印度运回的橡胶比去年多三成，蔗糖多五成……”这些数字像珠子，串起了荷兰的荣耀，也串起了两个孩子此刻的约定。

演讲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卡特琳娜在街角找到了雅各布，他正和奥利维娅蹲在地上，用石子在石板路上画海图——橙色的圆点代表荷兰堡垒，黑色的线条是航线，其中一条从鹿特丹出发，蜿蜒穿过印度洋，最终停在标着“亚齐”的地方。

“这是我新朋友，奥利维娅。”雅各布站起来，脸颊因为兴奋泛着红，“她也想为荷兰做事。”

奥利维娅的母亲这时也走了过来，她穿着得体的裙装，手里的阳伞柄是象牙做的，上面刻着家族纹章。“范德赞家的女儿，”她对卡特琳娜微微颔首，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距离感，“总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孩子的话，有时候比大人的实在。”卡特琳娜回以微笑，左手的伤疤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那天傍晚，在返回旅馆的路上，雅各布看见奥利维娅和她母亲登上了一辆马车。女孩从车窗里探出头，朝他挥着那本军舰小册子，蓝丝带在风里飘得很远。“写信给我！”她的声音被马车的轱辘声切碎，“海牙的范德赞庄园！”

雅各布站在原地，直到马车变成个小黑点。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练习本，突然有了种奇异的感觉：荷兰的版图不仅在地图板上，也在他和奥利维娅的手掌里，在那些未写完的信里，在两个孩子用石子画出的航线上。

晚饭时，卡特琳娜看着儿子扒拉面包的样子，忽然说：“你父亲当年也在鹿特丹认识了个女孩，跟他说要一起去爪哇种咖啡。”她的手指在桌布上画着圈，“后来那女孩嫁了个商人，去了阿姆斯特丹。”

“奥利维娅不会。”雅各布抬起头，眼睛亮得像港口的航标灯，“她会造炮弹，我会说马来语，我们要一起去东印度。”

卡特琳娜没说话，只是往他盘子里多加了块芝麻饼。窗外，鹿特丹港的灯塔开始闪烁，光束扫过黑暗的海面，像只巨大的眼睛，注视着那些进出港口的船，也注视着这个十一岁男孩心里正在生长的版图。

离开鹿特丹的前一天，雅各布去了港口的书店。他用母亲给的零花钱买了本《荷属东印度军事手册》，扉页上写着：“赠予奥利维娅·范德赞——未来的战友”。他还买了张鹿特丹港的明信片，背面画着那艘“七省”级巡洋舰，旁边用铅笔写着：“这是我们未来要驾驶的船”。

火车驶离鹿特丹时，雅各布把明信片贴在车窗上。港口的轮廓渐渐缩小，那艘巡洋舰变成了个模糊的白点。他仿佛看见奥利维娅正站在码头上，手里举着他的练习本，而他自己则穿着白色的热带制服，站在巡洋舰的甲板上，朝着亚齐的方向航行。

风从车窗缝隙钻进来，带着港口的咸腥。雅各布把脸埋进《荷属东印度军事手册》，书页间夹着的芝麻饼碎屑掉了出来，落在“亚齐省防御部署”的插图上，像撒了把细小的种子。他知道，这些种子终将在某个热带的土壤里发芽，长成比任何堡垒都坚固的东西——那是两个孩子用信念和约定，为荷兰种下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