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秀是在女儿嫁后的第三个冬天病倒的。先是咳嗽，后来痰里带了血，整个人缩在被窝里，像片被霜打蔫的菜叶子。李家男人嫌她晦气，把她挪到了柴房，说“省得过了病气给家里添堵”。
柴房里堆着去年的玉米秆，寒气从墙缝里钻进来，贴着地皮打滚。阿秀裹着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看着房梁上悬着的那捆裹脚布——是女儿嫁前留下的，说“娘留着吧，将来有了孙女好用”。布上还沾着点暗红的血渍，像极了当年翠儿棺材缝里渗出来的颜色。
她咳得厉害时，就摸出枕头下的铜顶针。这是当年布商给的，说“山里女人做针线，得有个趁手的家伙”。顶针上的铜绿磨得发亮，边缘被摩挲得圆润，像她这双走不动山路的脚。
开春时，阿秀的病稍好了些。她拄着根断了的扁担，挪到晒谷场边晒太阳。村里的女人们蹲在石碾子旁纳鞋底，说的还是谁家的丫头该裹脚了，谁家的彩礼换了几担米。有个新媳妇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娃，手里正缠着新浆的裹脚布，白得刺眼。
“阿秀婶，你看这布够不够硬？”新媳妇笑着问，露出两颗小虎牙。
阿秀盯着那女娃的脚，粉嫩的脚趾蜷着，像刚出壳的小鸡。她想说“别裹”，喉咙里却像堵着团棉絮，只发出嗬嗬的声响。风掀起她额前的白发，露出眼角新添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米粒。
入夏的暴雨连下了三天，山洪冲垮了村口的石桥。阿秀躺在柴房里，听着外面的风雨声，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也是这样的雨天，爹把她的脚按在木盆里，用热水烫得发红，再用布一层层缠紧。娘在门外哭，爹骂“哭什么哭，谁家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
雨停的那天清晨，李家男人去柴房取柴，才发现阿秀已经没了气。她蜷缩在玉米秆堆里，怀里揣着那个铜顶针，脚边散落着几片干枯的艾草——是她前几天挪到山坡上采的，说“熏熏能去寒”。
没人知道她是怎么爬上山坡的。她那双变形的脚，指甲盖早已嵌进肉里，此刻却沾着新鲜的泥土，像拼命想在这山里扎下根，又像想从这山里走出去。
阿秀下葬时，女儿挺着孕肚来的。她穿着浆洗得发硬的蓝布衫，小脚踩在泥地里，每走一步都要晃三晃。祭拜时，她从袖里摸出块新做的裹脚布，放在坟头，低声说“娘，等生了丫头，我就用这个给她裹脚，保管周正”。
风卷着布角，在坟头打着旋，像谁在轻轻叹气。
三年后，女儿生了个丫头。满月那天，她抱着孩子回娘家，给李家婆婆看。老太太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孩子的脚，满意地点头：“骨头软，是块裹脚的好料子。”
裹脚那天，女儿特意请了当年给她裹脚的老嬷嬷。老嬷嬷的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却凭着感觉摸到孩子的脚，枯瘦的手指捏着布，一层层缠上去。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女儿别过脸，像当年的阿秀一样，嘴里反复念着“忍忍，忍忍就好了”。
窗外的山雾又漫了进来，沾在窗纸上，晕开一片朦胧。远处的布谷鸟在叫，一声接着一声，像在催着什么，又像在叹着什么。
丫头长到五岁时，也开始学着用小脚走路。她跟着娘在灶台前转，踩着小板凳够锅铲，脚腕上的勒痕一圈叠一圈，像套着无形的枷锁。有次她看见山外飞来的鸟，问“娘，鸟儿的脚为什么不用裹布？”
娘正在纳鞋底，针尖扎在布上，发出细密的声响：“傻丫头，鸟儿要飞，咱们女人要站在地上，脚就得裹得牢。”
丫头似懂非懂，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又抬头望着窗外的山。山还是那层层叠叠的山，把天挤成窄窄的一条，像永远也走不出去的围墙。
有天夜里，丫头尿床了，被娘罚站在灶台边。月光从窗棂漏进来，照在墙根的木盒上——那是阿秀留下的，里面除了铜顶针，还有半张没烧完的画片。画片上的城里女人，穿着长裤，露出结实的脚踝，正大步往前走，身后是望不到边的平原，天宽得能装下所有的星星。
丫头踮着小脚走过去，用手指轻轻摸着画片上女人的脚，又摸摸自己的脚，眼里满是困惑。灶台上的油灯忽明忽暗，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只被捆住翅膀的小鸟，想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
远处的鸡叫了，一声，两声，撕破了山里的寂静。新的一天开始了，灶台边的火苗又被点燃，映着丫头小小的身影，和她脚下那片永远也走不出的，沉沉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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