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秀嫁入李家的第三年,生了个女儿。产房里血腥味还没散,婆婆就掀起襁褓看了眼,撇着嘴往灶房去了:“丫头片子,先养着吧,总能换点彩礼。”
她躺在吱呀作响的土炕上,看着女儿粉嫩的脚底板,忽然想起翠儿下葬时支棱的脚趾。窗外的山雾漫进来,沾在睫毛上,凉丝丝的。
女儿长到五岁那年,山外传来些新鲜事。说是有穿制服的人进山,挨家挨户贴告示,红纸上印着“禁止缠足”四个黑字。村里的老人们聚在晒谷场骂,说城里的规矩又要坏了祖宗礼法,男人们蹲在石头上抽旱烟,吐着烟圈说:“管他呢,咱们山里照旧。”
阿秀把告示上的字看了又看,指尖划过“禁止”两个字,像摸着块烧红的烙铁。夜里给女儿掖被角,摸到那双脚板,圆润得像刚剥壳的莲子。她突然抓起炕头的裹脚布,又猛地扔回去,布卷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李家婆婆第二天就找来了族里的老嬷嬷。那老太太的牙掉得只剩两颗,说话漏风,手里的裹脚布却依旧浸得发硬:“女娃就得从小裹,不然长大了脚底板宽,站不稳当,持家也不牢。”
阿秀抱着女儿往后缩,女儿被吓得直哭。婆婆叉着腰骂:“你自己当年不听话,还想毁了孩子?李家可丢不起这人!”
拉扯间,女儿的脚踝被老嬷嬷攥住,那枯树枝似的手指用力掐下去,孩子哭得撕心裂肺。阿秀突然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坐在地上。她想起十二岁那年,爹也是这样把她按在床板上,娘的哭声混着竹尺抽打的声响,在柴房里回荡。
裹脚布缠上去的瞬间,女儿的脚趾立刻蜷成一团,像条被踩住的小蛇。阿秀别过脸,不敢看,耳朵里却全是孩子的哭喊,一声比一声尖,像针似的扎进心里。
夜里女儿疼得睡不着,光着脚丫在炕上翻滚,小脚趾肿得发亮。阿秀把她搂在怀里,用手心轻轻揉着,眼泪滴在女儿的脚背上。“忍忍,忍忍就好了。”她说着,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这话既是哄女儿,也是哄自己——当年娘也是这么对她说的。
秋分时,布商又进山了,只是这次换了个年轻伙计,说老布商去年冬天没熬过去。伙计带来些洋布,还有几张印着城里女人的画片,那些女人穿着长裤,露出的脚踝结实圆润,正笑着往前走。
阿秀趁人不注意,摸出几个铜板换了张画片,藏在梳头匣的底层。夜里关了灯,她就着月光看,画片上的女人笑得敞亮,不像山里的媳妇,笑起来总怕露了牙,显得不规矩。
女儿的脚渐渐裹成了“三寸金莲”,走路一摇一晃,像只刚学步的小鸭子。阿秀教她做针线活,教她认野菜,教她听着鸡叫起床做饭。有次女儿问:“娘,山那边是什么?”
阿秀正纳着鞋底,针猛地扎在手指上,血珠滴在白布上,像朵小小的红梅花。“山那边还是山。”她说,“咱们女人家,脚长在山里,心也得安在山里。”
女儿似懂非懂地点头,继续用缠着布的小脚去够炕边的针线筐。阿秀看着她蹒跚的样子,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也曾扒着窗棂数星星,以为山外真的有能照见路的星光。
后来女儿十五岁,嫁去了山坳里的王家,换了两担谷子和一头牛。送亲那天,阿秀看着女儿穿着红绣鞋,一步一挪地走上山路,背影在晨雾里越来越小,像片被风吹走的叶子。
回到空荡荡的屋,她从梳头匣里摸出那张画片。纸边已经发黄,画片上的女人依旧笑着,仿佛在嘲笑她当年的痴心妄想。阿秀把画片凑到油灯前,火苗舔上来,很快就卷成了灰。
风吹过窗棂,带着山里特有的潮气。阿秀坐在门槛上,看着远处连绵的山,一层叠着一层,把天挤成了窄窄的一条。她慢慢脱下自己的绣鞋,露出那双变形的脚,脚趾早已和脚心长在了一起,像块拧巴的老木头。
夕阳落在山尖上,把云彩染成一片红。阿秀突然哼起段不成调的曲子,是很多年前布商随口唱过的,她记不全词,只记得调子很轻快。哼着哼着,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原来山外的星星,和山里的也没什么两样。原来那些想往外跑的念头,就像没裹住的脚,看着自由,终究是要被山里的规矩磨平的。
夜色漫上来,把阿秀的影子拉得很长,和身后的大山融在了一起。她知道,自己这辈子,是真的和这山,再也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