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

战争结束的第七年春天，饶玉终于站在了奥地利的那片湖泊前。

冰早就化了。湖水蓝得发脆，像一块被阳光晒透的玻璃。岸边新栽的柳树抽着嫩芽，几个当地小孩在草地上追逐打闹，笑声刺破凝滞的空气。他们跑过饶玉身边时，有个金发男孩差点撞到他，抬头说了句"Entschuldigung"，又飞快地跑开了。

多奇怪啊——饶玉想——这些孩子说"对不起"时用的已经是德语，而不是战时那些拗口的奥地利方言。战争留下的弹坑被填平了，炸毁的教堂重修了，连湖边的焦土都长出了蒲公英。人类像蚂蚁一样勤勉地抹去所有伤痕，仿佛那场持续六年的屠杀不过是场噩梦。

可饶玉还困在那场梦里。

他蹲下身，手指插入潮湿的泥土。1944年的冬天，阿米的战机就是在这里坠入冰湖。当地游击队说，他们看见燃烧的野马像颗流星般扎进冰层，飞行员甚至没来得及跳伞。

"后来呢？"当年他抓着情报官的衣领问，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情报官别开眼："湖太深了，春天才打捞上来......"

饶玉没听下去。他不需要知道细节，那些画面早已在噩梦里重复了千百遍——阿米被冻在冰层下的样子，阿米泡得发白的指节，阿米胸前的酒瓶盖是否还刻着那个可笑的瑞士地址......

一只红蜻蜓停在饶玉的鞋尖。他眨了眨眼，突然发现自己在笑。阿米最讨厌这种昆虫，说它们像会飞的缝衣针。有次在训练场，这家伙为了躲一只蜻蜓，差点撞进晾衣绳里。

"蠢货......"饶玉对着空气呢喃，尾音散在风里。

远处传来教堂钟声。饶玉从口袋里摸出个小铁盒——里面装着半枚被湖水腐蚀的机翼螺栓，去年才从湖底打捞上来。螺栓表面的刻字已经模糊，但那个"玉"字还倔强地留着最后一划。

"你说要给我当助教的。"他对着螺栓自言自语，"说话不算话的小混蛋。"

没有回应。只有柳枝轻拍水面的声响，像谁在轻轻叹息。

饶玉突然希望下雨。一场倾盆大雨，能淹没这该死的湖，淹没那些孩子的笑声，淹没他胸腔里持续七年的钝痛。可天空固执地晴朗着，蓝得近乎残忍，仿佛在嘲笑他的痴妄。

后来他常常梦见这个场景。梦里的湖水依然湛蓝，但岸边多了个身影——阿米靠在柳树下，飞行夹克敞着，手里晃着那瓶1940年的麦卡伦。"迟到了啊，教官。"梦里的阿米冲他挑眉，虎牙在阳光下白得晃眼。

饶玉总是狂奔过去，却在即将触碰到对方的瞬间醒来。

窗外有时下雨，有时放晴。但再没有人会踹开他的房门，带着一身机油味嚷嚷："饶玉！我又把飞机开进菜地了！"

奥地利春日的阳光透过窗帘，在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饶玉望着那道光，想起很多年前芝加哥的某个夜晚，十六岁的阿米在酒吧里对他举杯，银蓝色的眼睛映着霓虹灯，亮得像淬火的星辰。

"敬逃亡。"少年笑着说。

而今逃亡结束了。

没有雨。

没有告别。

只有这枚锈蚀的螺栓，横在生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