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站的广播在头顶嗡嗡响，林砚攥着那张泛黄的站台票，指腹把纸质蹭得发毛。
1990年6月15日的站台票，边缘已经脆得像枯叶。她是在铁盒最底层找到的，和一沓未寄出的信压在一起，上面用铅笔写着“上海—北京”。
“请乘坐K104次列车的乘客检票进站……”广播里的女声带着年代感的沙哑，林砚忽然想起日记里的句子：“她要去北京了，说要在天安门广场拍张照。”
月台的风卷着梧桐叶滚过来，粘在她的帆布鞋上。远处的铁轨泛着冷光，像条沉默的银蛇，一直铺向看不见的远方。林砚沿着铁轨往前走，枕木间的杂草挠着脚踝，恍惚间竟看见两个重叠的影子——
1987年的陈致远蹲在铁轨旁，用粉笔在枕木上画小小的火车；2025年的自己站在同样的位置，手机屏幕亮着外婆老年时的照片，她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铁轨，眼神像蒙着雾的湖。
“小姐，这里不能靠近。”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举着手电筒照过来，光柱劈开暮色，“铁轨检修呢。”
林砚退到站台边缘，手电筒的光扫过她手里的站台票，工作人员忽然“咦”了一声：“这票……你从哪弄来的？”
“我外婆的。”
“你外婆是不是姓林？”他把电筒往旁边一挪，露出胸前的工牌——陈默，上海站调度员。“我爷爷总提起一位林阿姨，说她当年总来站台等信。”
林砚的呼吸顿了半拍。
陈默从值班室翻出个铁皮饼干盒，和外婆的那只几乎一模一样。里面是本工作手册，1990年6月15日那页，字迹被泪水泡得发皱：
“今天在站台捡到个相机，里面的胶卷没曝光。洗出来看见个穿蓝裙子的姑娘，站在梧桐树下笑。她该收到我的信了吧？”
下面用红笔补了行字，是后来添的：“爷爷说，那天他在坍塌的铁轨下，摸到这相机还温着。”
风突然变大了，吹得站台的广告牌哗哗响。林砚翻开那沓未寄出的信，最底下那封写着：“阿远，我收到你的照片了。梧桐叶落的时候，我就在北京的站台等你。”
邮戳是1990年6月16日，上海。
“我爷爷总说，”陈默的声音很轻，“如果那天他没去检查铁轨……”
林砚摇摇头，把信放回铁盒。远处的火车鸣笛而来，灯光刺破黑暗，像1987年那个傍晚，陈致远在石桥边看见的车灯。
她忽然想起外婆临终前的话。那时外婆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反复摩挲着那支钢笔，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火车进站的鸣笛。
原来她不是在哭。
她是在模仿他最爱听的声音，在说“我等你”。
火车停在站台，车门打开的瞬间，林砚看见车厢连接处的玻璃上，映出两个模糊的影子。穿蓝裙子的姑娘正踮脚往窗外看，穿铁路制服的年轻男人举着相机，镜头对准了她。
风卷起他们的衣角，像两朵纠缠的云。
林砚把铁盒递给陈默，转身往出口走。站台的灯光在身后拉长她的影子，与记忆里的身影渐渐重叠。她知道，有些等待从来不是空的。
就像铁轨会记得每列火车的重量，站台会记得每个转身的温度，而那些未寄出的信，早被时光酿成了酒，在每个有梧桐叶落的傍晚，悄悄漫过岁月的堤岸。
走出车站时，梧桐叶正落得纷纷扬扬。林砚抬头看，金黄的叶子打着旋儿往下飘，像谁从时光的另一端，寄来一封封没有地址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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