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在阁楼的角落里找到了那箱底片。
是老式的铁皮箱，印着“上海海鸥”的字样，锁扣早锈成了暗红色。她费了好大劲才撬开，里面整齐码着三十六个牛皮纸袋，每个袋子上都标着年份，从1987到2023。
最上面那个袋子里，掉出个小小的铁牌。是铁路职工的工作证，照片上的年轻男人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名字栏写着“陈致远”，职务是“助理工程师”。
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在地板上投下狭长的光带。林砚把底片举到光线下，1987年的夏天，铁轨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年轻的陈致远蹲在道砟旁，手里拿着个小小的本，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今天测量了新的标段。”她在日记本里找到对应的日期，“阿砚说，等铁路通了，就带她去北京看天安门。她笑我傻，说上海的梧桐叶比天安门好看。”
阿砚……林砚的心猛地一跳。妈妈的名字，就叫林砚。
她翻到下一页，日期是1987年9月12日。
“阿砚走了。去上海读大学。她说，等我把铁路铺到上海，她就嫁给我。我把钢笔放在她窗台上了，不知道她会不会看见。”
钢笔……林砚想起外婆的那支英雄钢笔，笔帽上刻着模糊的“砚”字。她忽然明白，那不是外婆的笔。
楼下传来开门声，是妈妈。林砚慌忙把底片藏进铁皮箱，刚要合上，却瞥见最底下那个袋子里，掉出张泛黄的火车票。
是1990年6月15日的，从上海到杭州。座位号是14车6号，和外婆常坐的位置一样。
妈妈的声音在楼梯口响起：“阿砚，你在上面干什么？”
林砚把铁皮箱藏进衣柜深处，指尖还沾着铁锈的味道。她应了声“就来”，转身时，看见窗台上的水珠正顺着玻璃往下滑，像谁没忍住的眼泪。
客厅的挂钟敲了五下，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在地板上投下狭长的光带。妈妈坐在外婆的藤椅上，手里捏着那张泛黄的照片。
“他给我写过信。”妈妈的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说等铁路通了，就带我去北京看天安门。可我收到信的时候，他人已经……”
林砚把火车票放在桌上，妈妈的眼泪滴在日期栏上，晕开小小的水渍。
“这张票……”妈妈的手指颤抖着抚过车次，“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说，要带我坐火车去看天安门。”
天安门……林砚忽然想起什么。外婆的床头柜里，有本厚厚的相册，里面全是天安门的照片。日出时的，日落时的，飘雪时的，每一张都拍得极其认真。
她冲进外婆的房间，在床头柜的最底层找到了那本相册。最后一页贴着张泛黄的纸条，是用铅笔写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
地址旁边，画着个小小的天安门。
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相册上，每一页都写着日期，从1987年到2023年，整整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她一直在拍天安门。
妈妈的哭声从客厅传来，断断续续的，像被阳光晒化的棉花糖。林砚抱着相册坐在地板上，蓝黑的墨水顺着桌角往下淌，在地板上积成小小的水洼。
她忽然明白，外婆不是在等一封迟到的回信。
她是在用一生的时间，给那个永远等不到回信的人，寄去一份长长的、关于天安门的日记。
就像那些泛黄的信笺，那些褪色的照片，那些永远停在1990年的邮票。
它们都在说同一个故事：有些爱，即使错过了时间，错过了空间，也会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从积灰的铁盒里钻出来，轻轻敲你的窗。
林砚把相册放回床头柜，转身时，看见窗台上的水珠正顺着玻璃往下滑，像谁没忍住的眼泪。
楼下的铁轨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火车鸣笛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悠长而辽远。她想，或许外婆早就收到了那封迟到的回信。
就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当她把最后一张天安门的照片夹进相册时，那个穿铁路制服的年轻男人，正站在时光的另一端，对着她温柔地笑。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63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