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对陈安妮而言,无异于一场精神上的凌迟。
贝壳会在大清早,穿着睡衣,抱着毛绒玩具猫,睡眼惺忪地敲开陈安妮的门:“安妮姐姐,我醒了,弹首摇篮曲给我听吧。” 陈安妮精心维护的晨练和练琴时间被彻底打乱,还要强忍着困意弹奏幼稚的摇篮曲给一个明显是戏弄她的少女听。
午后花园里,贝壳慵懒地喝着果汁,指着树上的鸟:“安妮姐姐,小鸟唱歌好好听,你能学它们唱吗?或者……弹一首像小鸟吵架的曲子?” 陈安妮试图用专业术语解释音乐不是模仿,贝壳只需瘪瘪嘴,转头看向旁边看文件的张艺兴,张艺兴眼皮都不抬,淡淡一句:“照贝壳说的做。” 陈安妮只能屈辱地尝试用钢琴模仿鸟叫,弹出来的效果滑稽又刺耳,引得旁边侍立的佣人肩膀微微抖动。
晚餐时,贝壳突然放下筷子,兴致勃勃地说:“安妮姐姐,我刚刚想到一个好玩的!你弹琴,我来唱歌好不好?” 不等陈安妮答应,她就开始用一种极其跑调、忽高忽低的嗓音,随意哼着她自己编的、毫无逻辑的旋律,歌词无非是“小猫小猫跳高高,跳到屋顶不见了……”之类的童谣变调。她要求陈安妮必须立刻跟上她的调子伴奏。
陈安妮崩溃了。她引以为傲的绝对音感、严谨的乐理知识、多年苦练的技巧,在贝壳这种毫无章法、纯粹为了折磨她的“即兴演唱”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无力。她要忍受着魔音灌耳,还要努力去“伴奏”,弹出来的琴音扭曲破碎,配合着贝壳荒腔走板的歌声,形成了一场令人坐立不安的噪音灾难。
贝壳呢?
她全程享受着这场“游戏”。看着陈安妮额头冒出的冷汗、弹琴时微微颤抖的手指、眼中强忍的屈辱和逐渐崩溃的神经,她因为养猫被拒而产生的郁结找到了完美的发泄口。每一次陈安妮的难堪,都让她心口那股闷气消散一分。她甚至会故意在张艺兴看向她时,对他调皮地眨眨眼,仿佛在说:看,这个玩具还挺好玩的吧?
几天后,陈安妮几乎是精神恍惚地被父亲接走了。
张艺兴从头到尾没有对陈安妮的演奏发表过一句评价,也没有对贝壳的恶作剧表示过任何制止。他就像一个冷漠的观众,偶尔瞥一眼台上小丑的表演,看到贝壳是开心的,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只是在陈氏父女离开后,他看着坐在窗边、恢复了些许慵懒平静模样的贝壳,才淡淡开口:
“玩够了?气消了?”
贝壳抱起沙发上那个巨大的、几乎和她一样高的毛绒白猫布偶——那是张艺兴在她折磨陈安妮期间,让人送来的、取代真实猫咪的“替代品”。她把脸埋在柔软的猫毛里,闷闷地“嗯”了一声。
张艺兴走到她身边,修长的手指,不是抚摸她的头发,而是用力捏了捏那只毛绒猫玩偶的耳朵,动作带着一种奇特的掌控感。
“以后,想玩‘猫’,就玩这个。” 他用眼神示意那个巨大的毛绒玩具,“活的,不行。至于那些不长眼的……” 他没有说下去,只是眼神扫过陈安妮曾坐过的位置,那冰冷的、如同看尘埃般的不屑,说明了一切。
那位优秀的小姐和她父亲的骄傲,在张艺兴眼中,不过是用来哄他家小姑娘消气的、随时可以丢弃的消耗品。贝壳的“坏”,在他画下的界限之内,被他精心灌溉,已然茁壮成长为一种令人胆寒的特权。陈安妮用她的尊严和专业,为贝壳因猫而起的怨念,献上了一场完美的“祭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