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市里来电。语气平淡，内容不凡：
「省委农改办主任要来县里调研，让你准备一份非公开简报。」
我心里一动，放下电话，对侑成说：
「这回不是来‘看田’的，是来看‘人’的。」
侑成一边泡茶一边问我：「这是要动你了？」
我没答话，望着窗外清晨阳光下的县委大院，轻声道：
「动我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在考虑把我‘调进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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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两天，我没安排任何公开行程，只做三件事：
第一，整理这半年以来的所有会议纪要与制度设计逻辑，重点标注每一个「非上级要求、但实地可验证」的决策点。
第二，让侑成重新梳理所有「农户介面」与「政府后台」的实际落差，设计成一张基层认知与机关思维落差对照表，用图说话。
第三，请群福驾车，带我跑遍六个重点村，跟村里最活跃的干部面对面谈话，确认每一个人都能回答省委来人最关键的三个问题：
1.为什么要做这事？
2.做这事对谁好？
3.如果没做，会变成什么样？
这三个问题，不是给记者听的，是给决策者下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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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上午，省委农改办主任陆牧舟抵达长兴。他是那种典型的「灰西装官场派」：讲话慢、手上总拿一本厚笔记、说完话后不看人、只看字。
我在县府二号楼会议室迎接，会上没有花哨的布置，也没有多余的简报，就一本资料、两杯茶、三支笔。
开场第一句，我不讲政绩，也不讲模式，只说：
「主任，我不是来说我们多好，而是来告诉您——这一套，不推，会出问题。」
陆牧舟眉头微挑，没讲话。
我接着说：「长兴现在不是比别人更进步，而是比别人更早暴露了未来所有县级治理会遇到的‘基层主动权枯竭’问题。」
他翻着资料，忽然停下：「你这句话，是谁帮你写的？」
我笑了笑：「不是谁，是我们这半年一场场会议写出来的。」
他看着我，眼神第一次变得有点深：「你这种人，不像县里出来的。」
我不卑不亢地说：「我就是县里出来的，但我想把县里的事做出‘省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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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场简报不到四十分钟，却像下了一盘棋。
会后他没有走，而是临时改行程，带着我们直接去了智慧田、基层服务点与村干部办公室。看完后只说了一句：
「我得回去说服一件事——基层不只是要人干活，而是要人能做主。」
这句话，不是夸奖，是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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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们三人坐在县府宿舍楼下的小凉亭里。
群福点了根烟：「这是不是代表，你要往上走了？」
我摇头：「还没。这只是进入考察名单的前提，后面还得看市里能不能举荐、省委组织部能不能拍板、还有……别的县是不是也在推人。」
侑成翻着资料，头也不抬地说：「如果我们不能控制风向，那至少要掌握节奏。」
我抬头看着他：「这句话，是你说的，还是你哪本书里抄来的？」
他咧嘴一笑：「你当我真只会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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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周，整个县内逐渐出现了一种微妙的气氛。
农业局突然提出要「全面整理智慧农业基础资料」；组织部派人来「了解基层干部结构及梯队储备」；财政局也默默开始统计「专项预算消化率」……
这些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没再来找我开会了。
这意味着：他们开始在为「如果我调走了」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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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后，我被通知：赴省城参加一场「青年基层治理经验分享座谈会」，由省委政研室主持，层级为副厅以下干部。
这种会议不发稿、不录像、不报道，却是整个系统内「看你合不合用」的第一道试金石。
我心里明白，这不是一场分享会，而是一次「投石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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侑成帮我收拾行李时，把一份新材料放进我的包里：「这是我们这半年所有项目的失败案例汇总。」
我一怔：「失败的也要带去？」
他坚定地说：「你要让他们知道——你不是靠不犯错成功的，是靠能把错修正成制度成功的。」
我颔首，把那份材料放得很靠上，紧贴胸口。
这不只是一份档案，而是我李忠恩——站在未来桌边的一道影子。
♟️🧳📃🛫
【调京】不是终点，是另一场更高的牌局。
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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