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一架银灰色的国际航班刺破厚重的云层，飞向未知的彼岸。机舱内，杨可璐裹在厚厚的毯子里，深陷在宽大的座椅中，形销骨立，如同一片即将凋零的枯叶。化疗的毒副作用让她虚弱不堪，连吞咽都成了一种酷刑。父母坐在她身旁，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十年，眼里的红血丝和深重的忧虑如同刻痕。为了这渺茫的生机，他们卖掉了唯一的栖身之所，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像押上全部身家的赌徒。
陌生的国度，陌生的语言，陌生的空气都带着冰冷。治疗是漫长而绝望的拉锯战，每一次化疗都像是从地狱走一遭。希望如同风中残烛，微弱飘摇。巨额的医疗账单如同雪片般飞来，迅速榨干了他们带来的所有积蓄，也压弯了父母的脊梁。白天，父亲在油腻的华人餐馆后厨刷着堆积如山的盘子；夜晚，母亲佝偻着腰在冰冷的仓库里搬运沉重的货物。他们沉默地劳作，用透支的生命换取女儿活下去的可能。
一个深秋的傍晚，寒风刺骨。杨可璐刚结束一轮让她痛不欲生的检查，被父母用轮椅推着，穿过医院附近一条铺满金黄落叶的寂静街道。夕阳的余晖带着最后一丝暖意，却无法驱散她体内透出的寒意。她昏昏沉沉，意识游离。
“老头子！你看！”母亲惊惶颤抖的声音划破寂静。
杨可璐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前方不远的人行道上，一个穿着考究深灰色羊绒大衣的老人，面朝下倒在地上，一动不动。落叶覆盖了他半边身体，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塑。周围空无一人。
父母没有丝毫犹豫。父亲立刻冲过去，小心翼翼地将老人翻过身。老人脸色灰败如纸，嘴唇青紫，呼吸微弱得几乎消失。母亲手抖得厉害，掏出老旧的手机，用蹩脚的英语语无伦次地向急救中心求救。
杨可璐看着父母在寒风中围着陌生的老人，母亲甚至脱下自己单薄的外套盖在老人身上。那一刻，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涩涌上心头。他们自己还在泥泞中挣扎，却本能地向更深的黑暗伸出了援手。
刺耳的救护车鸣笛由远及近。医护人员迅速将老人抬上车。临走前，一位医护人员匆匆塞给杨可璐父亲一张写着医院名称和联系方式的纸条。
“爸，妈…”杨可璐的声音微弱如叹息，“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生活依旧在绝望的深渊边缘滑行。奇迹般地，杨可璐的病情在昂贵的靶向药和最新方案下，竟出现了好转的迹象。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加天文数字的账单，如同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一家三口喘不过气。那张写着医院联系方式的纸条，早已被遗忘在角落，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生存的压力，让他们无暇他顾。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一个穿着剪裁精良、气质沉稳、眼神锐利的中年男人，带着两位西装革履、神情肃穆的律师，几经周折，敲开了他们租住在贫民区边缘那间狭小、破旧公寓的门。
“请问，是杨先生、杨太太，和杨可璐小姐吗？”男人的声音彬彬有礼，目光却如同探照灯，扫过家徒四壁的房间，最终落在坐在旧沙发里、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已恢复了些许生气的杨可璐身上。
“我们是。”父亲下意识地将妻女护在身后，布满老茧的手紧张地搓着裤缝。
男人微微颔首，脸上浮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混合着敬意、感激和深沉的哀伤：“我代表我的父亲，林伯谦先生，前来表达最诚挚的感谢，并执行他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嘱托。”
林伯谦？那个倒在街头的老人？
男人示意律师打开厚重的公文包，取出一份用火漆封缄的文件。“林老先生经过抢救和后续治疗，最终还是未能战胜病魔，于上周安详离世。”他的声音低沉平稳，“他在清醒期间，唯一反复提及、并郑重嘱托的，就是寻找那个在寒风中救了他性命、给了他最后温暖的中国家庭——杨家。他动用了所有资源找到了你们，也知道了杨小姐正在与病魔抗争的境况。”
律师上前一步，将那份散发着油墨和纸张特有气息的文件，恭敬地递到杨可璐面前。深蓝色的封面上，烫金的家族徽章和复杂的法律文书名称，无声地诉说着它的分量。
“林老先生将他名下绝大部分的动产、不动产以及遍布全球的投资组合，全部设立为不可撤销信托，”男人凝视着杨可璐，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而唯一的、终身的指定受益人，是你，杨可璐小姐。”他顿了顿，眼神中带着一丝追忆，“他让我务必转告你：‘丫头，替我好好活着，活出个样子来。替我…去看看山顶的风。’”
文件末尾，受益人签名栏上，“林伯谦”三个苍劲有力的汉字，墨迹犹新，仿佛带着老人最后的体温和嘱托。
杨可璐呆呆地看着那份文件，又抬头看向父母同样震惊茫然、不知所措的脸，再看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山顶的风？那个在异国街头孤独倒下的老人，他的一生经历过怎样的波澜壮阔？又为何会选择将如此庞大、足以颠覆无数人命运的财富，托付给一个素昧平生、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异国女孩？
巨大的、不真实的眩晕感瞬间攫住了她。没有预想中的狂喜，只有一种沉重的、如同背负山岳般的茫然和…沉甸甸的责任。枯瘦的手指抚过冰凉的纸页，那上面仿佛还残留着老人最后的气息和未尽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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