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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房的门开着，暖黄色的光漏出来，照在他脚边。那条球蟒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缸里爬了出来，盘在他的脚踝上，缠了一圈，头搁在他的鞋面上。

池骋低头看了一眼蛇，又看了一眼手里的钢笔。他把钢笔举起来，对着暗红色的灯光看。笔帽上刻了一个很小的字母，因为磨损已经不太清晰了。

他用拇指摩挲了一下那个字母。然后他把钢笔放下，放在茶几上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是他养蛇用的温度计，和一把蛇房钥匙。

他靠回沙发上，闭上了眼睛。那条蛇在他脚踝上缓慢地收紧了一点，又松开。像一声很轻的叹息。

第三次咨询的前一天晚上，沈听澜在咨询室里整理前两次的记录。

她把池骋说过的话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第一次咨询，他说“我每年去那棵树下坐一次，什么也不做，就坐着”。第二次，他拿走她折了页脚的《依恋理论与成人亲密关系》，那本书至今没有还回来。两件事之间隔了七天，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他习惯用动作代替语言，用拿走代替索要。

她翻到第一次咨询记录的最末尾。那里有一行她当时随手记下但后来没有深究的话，池骋在咨询快结束的时候说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它死的那天，我觉得是我害的。”

她当时没有追问。现在再看，这句话旁边她画了一个很小的问号。她把记录本合上，决定明天把话题往那个方向引。但她也清楚，池骋对“被引导”这件事非常敏感。

第二天下午，池骋迟到了二十分钟。

他进门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潮湿的冷气，风衣肩膀那块颜色比别处深，头发湿了几缕贴在额角。他没带伞，显然是从停车的地方淋过来的。沈听澜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他为什么迟到，转身去茶水间倒了一杯热水放在他座位旁边的茶几上，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池骋没有碰那杯水。他靠在单人椅的扶手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叩着。沈听澜注意到他今天没有穿高领衫，一件黑色圆领衫领口宽松，露出锁骨和一小截肩线。他淋湿的头发被他随手往后捋了一下，有几缕不服帖地翘着。

“你上次说，你养的第一条蛇死的那天，你觉得是你害的。”沈听澜开口。

池骋的手指停了一下。很短的停顿，然后继续叩。

“我说过吗？”

“你说过。第一次咨询，快结束那会儿。你可能没意识到自己说了。”

池骋沉默了一会儿。他的视线落在茶几上那杯水上，看了很长时间，但始终没有拿起来。窗外的天色比平时暗，乌云压得很低，咨询室的灯开着，白炽灯的光打在他脸上，把他下颌线条照得很利。

“我说过的话多了，”他开口，语气里那种懒散的东西还在，但底下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你每句都记？”

“记。这是工作。”

“工作。”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动了一下。“那你现在是在工作，还是真的想知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