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念的一生,像江南四月的雨,绵密、温润,落在时光的青石板上,洇出层层叠叠的暖。
她生在1963年的春天,江南小镇的老弄堂里飘着新茶的香。产房外,父亲苏明远攥着块热毛巾,听见“哇”的一声啼哭,手一抖,毛巾掉在青砖地上。母亲林慧茹裹着棉被笑,说这丫头哭声脆,将来定是个敞亮人。苏念的童年在弄堂里长起来:清晨跟着外婆去河埠头浣衣,看木盆在水面漂成白莲花;午后蹲在巷口看修棕绷的师傅穿线,阳光透过他花白的头发,在地上织出细碎的网;傍晚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鼻尖萦绕着厨房飘来的红烧肉香,母亲总在这时从身后探过手,替她理好歪掉的铅笔。
十五岁那年,她在镇上的中学遇见周延礼。他是转学生,坐在最后一排,校服袖口总洗得发白。苏念记得第一次说话,是他借橡皮,指尖碰到她的,像触到初春的融雪。后来他们常在晚自习后一起走回家,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周延礼会讲他在城里的事,苏念则说巷口的猫又生了几只。高考后,苏念去了师范学院,周延礼考去了邻市的工科大学,他们靠书信往来,信纸边角总沾着苏念省下的邮票,信封里偶尔夹着她晒干的桂花,或是他画的简笔画——有时是教学楼,有时是她的侧影。
23岁,苏念成了小学老师,教三年级语文。她的课上总有笑声,学生们爱听她讲课文里的故事,说她的声音像浸了蜜。那年冬天,周延礼捧着攒了半年工资买的自行车来提亲,车把上绑着红绸带,在雪地里格外鲜亮。婚礼在镇上的食堂办,林慧茹给她戴金镯子时掉了眼泪,说“以后要像疼自家孩子一样疼学生,也要疼好自己”。新房是单位分的小平房,墙是苏念亲手刷的米白色,窗台上摆着周延礼从山里挖来的野兰草,开花时满屋都是清苦的香。
婚后第三年,女儿周棠出生。苏念给学生上课,周延礼在工厂画图,傍晚回家,总能看见苏念抱着女儿在灶台前转,围裙上沾着面粉,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儿歌。周棠学说话时,先会叫“妈妈”,再会叫“爸爸”,最后学会的是“老师”——因为总听见学生隔着院墙喊。苏念带的班年年评优秀,家长们说她细心,孩子的铅笔盒里少了块橡皮,她都能发现。有次班里转来个结巴的男孩,总被嘲笑,苏念每天放学后留他半小时,陪他一句一句读课文,三个月后,男孩在公开课上流利地背出了《静夜思》,鞠躬时,苏念看见他眼里的光,像当年周延礼借橡皮时的样子。
40岁那年,周延礼下岗了。他闷在屋里三天,苏念没说什么,只是每天早上多煮一个鸡蛋,晚上把他的图纸整理好,放在桌上。第四天,周延礼说想开个修车铺,苏念把存折里的钱全取出来,说“你修自行车,我就帮你看店,学生家长来修车,还能打折”。铺子开在学校对面,苏念下了课就去帮忙递扳手,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投在油腻的地面上,重叠在一起,像年轻时的月光。有次暴雨,周延礼冒雨去给晚自习的学生修自行车,回来时浑身湿透,苏念给他擦头发,发现他鬓角有了白霜,自己眼角的细纹也早就藏不住了。
女儿周棠考上大学那年,苏念退了休。她没闲着,在社区办起了免费的识字班,教老太太们写名字、读报纸。有个独居的张奶奶,总把女儿寄来的饼干偷偷塞给她,说“念念啊,你比我闺女还贴心”。周延礼的修车铺雇了个小伙计,他便每天推着苏念的轮椅(她前几年崴了脚,恢复得慢)去公园,看老头们下棋,听老太太们唱戏,苏念织毛衣,他就在旁边读报,读到有趣的地方,两人凑在一起笑,像两棵挨着晒太阳的老槐树。
70岁生日那天,周棠带着丈夫和孙子回来。小孙子趴在苏念膝头,看她手上的老年斑,问“奶奶,这是巧克力吗?”苏念笑出眼泪,周延礼替她擦,手背上的青筋像老树根。晚上一家人围坐吃寿面,周延礼忽然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当年那块橡皮,边角都磨圆了。“你看,”他说,“还在呢。”苏念没说话,只是握住他的手,两只手都布满褶皱,却像年轻时那样,碰在一起就暖得发烫。
85岁的苏念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意识时醒时昏。周延礼坐在床边,给她讲小时候的弄堂,讲师范学院的白杨树,讲小平房窗台上的兰草。苏念偶尔睁开眼,看见他,就笑一笑。弥留之际,窗外飘着雨,像她出生那天。周延礼握着她的手,听见她轻轻说:“延礼,你看,这辈子……真好。”
后来,周棠整理母亲的遗物,在旧相册里发现一张纸条,是苏念年轻时写的:“我要的幸福,是清晨的粥,是傍晚的灯,是身边的人眼里有光,是自己走过的路,都发着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