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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月是在第七天发现异常的。

她推开杂货店的木门时，挂在门楣上的铜铃没响——不是坏了，是铃铛绳自己缠回了挂钩上，像有人倒放了这一幕。更诡异的是货架，昨天卖空的橘子罐头整整齐齐摆回了原位，标签上的生产日期比昨天新了三天。

“阿月，你眼角的痣呢？”对门的张婆婆拄着拐杖站在门口，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惊恐。阿月摸向眼角，那里原本有颗小小的褐痣，此刻只剩一片光滑的皮肤。而张婆婆的白发间，竟多了几缕明显的黑发。

恐慌是从正午开始蔓延的。镇中心的钟楼突然发出刺耳的逆转声，指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倒转，最后停在三天前的时间。紧接着，家家户户的挂钟、手表、甚至手机里的时间，都跟着乱了套。

第二天清晨，阿月在镜子里看到了十七岁的自己。

脸上的痘印消失了，手背因常年搬货磨出的薄茧也没了。她冲出家门，撞见隔壁的林叔正对着报纸发呆——那是他十年前刊登结婚启事的报纸，此刻正从垃圾桶里“爬”出来，边角自动抚平。而林叔眼角的皱纹浅了许多，看起来像刚过四十。

“我们在变年轻。”林叔的声音发颤，“可我记得……昨天我明明在给儿子的婚礼写致辞。”

记忆没有倒流。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阿月记得自己二十八岁生日那天，父亲在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病床边的监护仪拉成一条直线；记得二十岁那年，她在火车站和阿明吵架，看着他攥着录取通知书转身离开，从此没再回来；也记得十七岁的夏天，她偷偷把母亲的降压药换成了维生素，只为了让她能出席自己的毕业典礼。

现在她回到了十七岁，可那些属于未来的悔恨，像石块一样压在心上。

镇上很快分成了两派。

以镇长为首的“修正派”疯了似的往镇外跑，他们相信只要跑出钟楼的辐射范围，时间就能恢复正常。有人抱着婴儿往山路上冲，哭喊着“不能让孩子变成受精卵”；有人翻出年轻时的日记，对着镜子一笔一划模仿当时的字迹，怕自己忘了“该怎么当年轻人”。

另一派是“逆行者”，以林叔为代表。他把儿子的婚礼致辞折成小纸条塞进怀里，每天对着镜子练习二十岁时的语气。“我要回到十年前，”他红着眼对阿月说，“那天我不该骂他‘读艺术没出息’，不该撕了他的画展门票。”

阿月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她既不想变成婴儿，也没什么非要修正的事——直到第十五天，她在衣柜深处翻出了一件高中校服。

镜子里的女孩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梳着简单的马尾，正是十五岁的模样。那天的记忆突然清晰得像刀割：她站在教室后门，看着阿明把一封情书塞进了同桌的抽屉，而她手里攥着的、写了整夜的信，最终揉成了纸团。

如果回到那一天，她会不会把信递出去？

第二十天，张婆婆已经能跳皮筋了。她扎着羊角辫，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追着阿月跑：“你看！这是你妈年轻时的样子！她总说后悔嫁给你爸，嫌他穷，可你看这照片，他俩笑得多大声！”

照片上的女人梳着麻花辫，依偎在一个年轻男人身边，眉眼间和阿月现在的样子几乎重合。阿月突然想起母亲临终前的话：“要是能回到刚认识你爸的时候，我还嫁他，就是……别让他那么早就去矿上干活了。”

钟楼的指针还在倒转。有人开始故意摔断腿——反正第二天醒来伤口就会消失，却能留下“曾经摔断腿”的记忆，以此证明自己“真实存在过”。林叔成功回到了十年前的模样，他每天守在镇口，手里捏着那张画展门票，却迟迟没等到年轻的儿子出现。

第三十天，阿月在镜子里看到了十岁的自己。她的书包里装着刚发的红领巾，口袋里揣着一颗水果糖——那是父亲在矿上休班时，走十里山路给她买的。她突然发疯似的往镇西头跑，那里有间废弃的矿洞，是父亲出事的地方。

她要回到二十年前，在父亲出门前，把那包偷偷藏起来的降压药塞进他的口袋。她要告诉他，别贪多挖那一车煤，早点回家吃母亲做的红烧肉。她还要告诉他，女儿后来开了家杂货店，生意很好，就是偶尔会对着空椅子发呆。

钟楼的钟声再次响起时，阿月站在矿洞口，看着远处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年轻的父亲背着工具包，哼着不成调的小曲，看到她时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招手：“小月，等爸下班给你买糖吃。”

阿月握紧口袋里的糖，突然不敢上前。

如果真的改变了过去，现在的她还会存在吗？那些关于失去的记忆，那些支撑着她走过漫长岁月的思念，难道要像擦掉黑板上的字一样，彻底消失吗？

风吹过矿洞，带来泥土的气息。阿月看着父亲的身影渐渐走近，十岁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二十八岁的表情。她慢慢张开手，那颗已经放了二十多年的水果糖，在阳光下折射出微弱的光。

钟摆还在倒转，但有些东西，或许不该跟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