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书（下）

自医院那次后，我与先生的往来渐渐频繁起来。

有时是我去他的院子，看他写字，听他讲书里的道理；有时是他来苏公馆，与父亲谈论时局，末了总会拐到花园，问我留洋时的趣事。

他依旧是那袭月白长衫，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温和，只是偶尔，我会在他看我的时候，捕捉到一丝转瞬即逝的深邃。而我，也渐渐敢在他面前放纵些——会抢他手里的书，会笑着说他写的字不如从前，会在他讲课时，偷偷数他袖口磨出的毛边。

福伯总说：“张先生看您的眼神，不一样了。”

我嘴上嗔怪他多事，心里却像揣了颗糖，甜得发慌。

民国十三年的上元节，北平城放起了烟花。我和先生站在苏公馆的露台上，看绚烂的光映亮夜空。他递给我一盏兔子灯，竹骨糊着薄纸，烛光透过纸面，暖融融的。

“还记得吗？”他说，“你十岁那年，非要抢我手里的兔子灯，结果摔了一跤，哭了好久。”

我脸一红，捶了他一下：“先生怎么总提小时候的糗事！”

他笑着躲开，月光落在他的侧脸，眼镜片反射着微光。“时间过得真快，”他轻声说，“当年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如今都能独当一面了。”

“那先生呢？”我看着他，鼓起勇气问，“先生这些年，有没有……”

有没有像我想他那样，偶尔想起我？

话没说完，就被远处的烟花声打断。他转过头，目光与我相撞，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他眼里的波澜，可再定睛时，又只剩下温和。

“时候不早了，”他移开视线，“我先回去了。”

兔子灯的烛火在风里晃了晃，我看着他下楼的背影，那句没问完的话，终究还是咽了回去。

开春后，父亲开始为我的婚事操心。有同僚上门提亲，说的是财政总长家的公子，留过洋，见过世面。父亲问我的意思，我只说：“再等等。”

我在等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或许是等一个契机，或许是等先生一句明确的话。

直到那天，我去先生家送新得的线装书，撞见林夕从他的书房出来，手里拿着件叠好的长衫。看到我时，她脸上的红晕还未褪尽，笑着说：“真源的长衫破了，我帮他补补。”

先生跟在后面，脸色有些不自然：“语棠来了。”

我把书递给他，指尖有些发凉：“顺路给先生带来的。”

“多谢。”他接过书，目光躲闪。

林夕忽然说：“苏小姐，我和真源……”

“林小姐，”先生打断她，语气沉了些，“我送你回去。”

林夕愣了愣，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先生，终究还是没再说下去，转身离开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人，石榴树抽出了新芽，嫩得像翡翠。

“先生，”我看着他，声音平静得可怕，“您和林小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立刻解释，“她对我有情，可我……”

“可您没有拒绝，不是吗？”我打断他，眼眶突然有些发热，“先生，您是不是觉得，我回来了，碍着您了？”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语棠，你怎能这么想？”

“那我该怎么想？”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我留洋三年，每天都在想您，想着回来就能见到您。可回来才发现，您的院子里，早就有了别人的位置……”

“不是的！”他上前一步，想抓住我的手，又猛地缩回，“语棠，你听我解释……”

“不必了。”我抹了把眼泪，转身就走，“先生，打扰了。”

那次争吵后，我们有半个月没见。父亲再次提起财政总长家的公子时，我点了点头，说：“听父亲的安排。”

可答应的当晚，我就后悔了。我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错过。

我决定向他表白。不管结果如何，总要让他知道，我苏语棠，喜欢了他张真源整整十年。

我挑了个晴朗的午后，提着亲手做的桂花糕去了他的院子。他正在石桌旁写字，见我来，放下笔，眼神复杂。

“先生，”我把食盒放在桌上，深吸一口气，“我有话想跟您说。”

“你说。”他看着我，目光里带着我读不懂的情绪。

“我喜欢您。”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从十三岁那年，您教我写‘相思’二字开始，就喜欢了。留洋的三年，我每天都在想您。先生，我知道我们之间有辈分之别，可我……”

“语棠。”他打断我，声音低沉，“对不起。”

三个字，像一把钝刀，慢慢割着心口。我早该想到的，不是吗？他是温润如玉的教书先生，怎会对自己的学生动不该有的心思？

“我知道了。”我点了点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是我唐突了。”

我没再看他，转身走出院子。阳光刺眼，眼泪却掉不下来了，或许是早就预想到了这个结局，心反而出奇地平静。

第二天清晨，福伯递来一封信，说是张先生派人送来的，指名要交给我。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上面是先生熟悉的小楷，写着“苏语棠亲启”。我的手有些抖，拆开时，里面掉出一张素笺，上面只有寥寥数语：

致语棠：

吾堂堂七尺男儿，身躯已许国家，再难许你。

若有来世，真源必定娶语棠为妻。

——爱人

“身躯已许国家”……我忽然想起前阵子听父亲说，北平的学生运动愈演愈烈，不少文人学者都在暗中支持，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他说的“许国家”，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

原来他不是不爱，只是不能。

原来那句“对不起”里，藏着这么多无奈。

我把素笺贴在胸口，眼泪终于汹涌而出。窗外的石榴树在风里摇晃，像极了当年他抱着我，在树下教我背诗的模样。

后来，我听说先生去了南方，投身于他所说的“家国大业”。再后来，时局动荡，消息断绝，我再也没有他的音讯。

我终究是嫁了人，丈夫待我温和，日子过得平淡安稳。只是每年秋天，看到石榴红透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穿月白长衫的先生，想起他摸我头发时的温度，想起他信里那句“若有来世”。

若有来世……

我坐在窗前，看着院里新栽的石榴树，轻轻抚摸着那张泛黄的素笺，心里默念：

先生，若有来世，我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