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南京,冬风卷着碎雪,也卷着哭嚎与硝烟。城破的第三日,马嘉祺攥着一把生锈的铁钳,蹲在断壁残垣后,看着丁程鑫将最后一块破布塞进宋亚轩冻得发紫的手里。
“往城西走,听说有船。”马嘉祺的声音压得很低,喉结滚动着,“跟着我,别出声。”
七个半大的少年,最大的马嘉祺刚满十八岁,最小的刘耀文还不到十五。他们曾是夫子庙旁学堂里的学生,背着书包念“天地玄黄”,如今却只能在废墟里躲躲藏藏,校服早已被血污和尘土染成灰黑色。
严浩翔的胳膊上缠着布条,渗出血迹——那是昨天为了抢一块干粮,被日本兵的刺刀划的。他咬着牙,把怀里半块冻硬的窝头塞给刘耀文:“吃,有力气才能跑。”
刘耀文摇摇头,又推回去:“你伤着,你吃。”
宋亚轩把两人的手往一块儿按,声音发颤却带着执拗:“分着吃,我们都要活下去。”
他们趁着黎明前最暗的时辰动身,踩着碎砖和尸体往城西挪。贺峻霖走在最前,他眼神亮,总能在断墙后发现隐藏的巷口;张真源断后,后背抵着冰冷的墙,警惕地听着身后的动静。
走到中正路时,一阵皮鞋声突然从街角传来。马嘉祺猛地拽着众人扑进一个炸毁的店铺,躲在柜台后。三个日本兵端着枪走过,军靴碾过地上的碎玻璃,发出刺耳的声响。其中一个兵靴踢到了刘耀文露在外面的衣角。
“有活的!”日本兵嘶吼着端起枪。
刘耀文下意识把宋亚轩往身后拽,严浩翔抄起旁边一根断裂的桌腿就冲了出去:“快跑!”
枪声在狭窄的巷子里炸开。严浩翔刚跑出两步,子弹就穿透了他的胸膛,他回头看了一眼,衬衣被血染红,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就倒在了雪地里。
刘耀文发出一声短促的哭喊,想回头却被马嘉祺死死按住。宋亚轩的脸瞬间惨白,眼泪涌出来又被他狠狠擦掉,他抓起一块石头,想冲出去却被丁程鑫捂住嘴。
“砰!”又一声枪响。刘耀文为了掩护他们往巷深处退,故意撞翻了一个水桶,吸引了日本兵的注意。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膀,他却咧开嘴笑了,像往常打闹时那样喊:“耀文可是最能跑的!”话音未落,更多的子弹射向他,少年单薄的身子晃了晃,栽进了雪堆里。
宋亚轩挣脱丁程鑫的手,疯了一样扑过去,却被马嘉祺死死抱住。“别去!”马嘉祺的声音嘶哑,“活下去!替他们活下去!”
日本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宋亚轩看着刘耀文倒下去的地方,雪被染成刺目的红。他突然安静下来,挣开马嘉祺的手,捡起地上的砖头,朝着日本兵的方向冲了过去,嘴里喊着:“我要杀了你们!”
枪声再次响起,这一次,彻底碾碎了巷子里最后一点少年气。
马嘉祺拽着丁程鑫和贺峻霖、张真源,跌跌撞撞地钻进更深的巷弄。没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喘息和压抑的呜咽,雪地里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混着血迹。
他们在一个废弃的教堂躲了半日,马嘉祺用烧黑的木炭在墙上画了四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又用手抹掉,重复了三次。“往西,必须到江边。”他最后说,眼神里的光像风中残烛,却没熄灭。
下午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队溃兵,跟着人流往长江边跑。马嘉祺把丁程鑫往人群里推:“你带着他们先走,我断后。”
“一起走!”丁程鑫攥着他的胳膊,指节发白。
“听话!”马嘉祺的声音陡然拔高,又很快压低,“我穿着这件军大衣(从死人身上扒的),他们不会立刻开枪。你们上船,等我!”他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是他娘留给他的,塞进丁程鑫手里,“拿着,见玉如见人。”
丁程鑫还想说什么,马嘉祺已经转身,故意放慢脚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果然,几个日本兵注意到他身上的军大衣,嘶吼着追了过去。马嘉祺跑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丁程鑫他们消失的方向,嘴角似乎扬了一下,然后被涌上来的士兵围住,拖拽着往回走。
丁程鑫看着他被抓走的背影,牙齿咬得嘴唇出血,张真源和贺峻霖架着他,拼命往前跑。他们听到身后传来枪声,贺峻霖腿一软,差点摔倒:“马哥他……”
“别回头!”丁程鑫的声音像结了冰,“跑!”
他们在天黑时赶到江边,挤上了一艘破旧的渔船。船开的时候,丁程鑫望着南京城的方向,那里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天。他握紧手里的玉佩,冰凉的触感刺得手心发疼。
船上缺粮少水,张真源发了高烧,额头烫得吓人。贺峻霖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他身上,自己冻得嘴唇发紫。“真源,撑住。”贺峻霖喂他喝了点浑浊的江水,“我们还要看中国的黎明呢。”
张真源睁开眼,笑了笑,声音轻得像羽毛:“会的……一定……”
船行到第三日,张真源没撑住。他是在黎明时走的,脸上带着点笑意,仿佛看到了什么好光景。贺峻霖抱着他渐渐变冷的身体,眼泪无声地淌,没过多久,他也倒了下去,连日的奔波和饥饿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弥留之际,他拉着丁程鑫的手,气若游丝:“丁哥……要看到……黎明啊……”
丁程鑫把他们埋在江边的沙地里,用石头堆了两个小小的坟。他一个人坐在船舷边,望着滔滔江水,手里的玉佩被摩挲得发亮。七个少年,如今只剩下他一个。
他跟着渔船漂到了镇江,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他种过田,扛过货,当过学徒,无论多苦,每天晚上都会拿出那块玉佩,对着南京的方向坐一会儿。他学会了隐忍,学会了沉默,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低声念出那六个名字。
这一等,就是八年。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丁程鑫正在码头上扛麻袋。有人举着报纸喊“胜利了”,他愣在原地,麻袋从肩上滑落,砸在地上。他突然蹲下身,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积压了八年的悲愤和思念,在这一刻决堤。
又过了四年,1949年10月1日。丁程鑫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潮里,穿着洗得干净的蓝布褂子,手里紧紧攥着那块玉佩。当五星红旗升起,当礼炮轰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传遍广场,他抬起头,望着那面鲜红的旗帜,眼眶通红。
他仿佛看到了马嘉祺站在队伍最前,挺直了脊梁;看到了宋亚轩笑着,露出虎牙;看到了刘耀文蹦蹦跳跳,喊着“我就知道会赢”;看到了严浩翔的银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看到了张真源推了推眼镜,温和地笑;看到了贺峻霖比着胜利的手势,眼睛弯成月牙。
“你们看,”丁程鑫在心里默默地说,“黎明来了。”
风从广场吹过,带着新生的气息。他把玉佩贴在胸口,那里跳动着的,是他的心跳,也是他们未完成的生命。金陵的灰烬之上,终于升起了属于中国的,永不落下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