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家的孩子

我妈有一个记账本。封皮是墨绿色的，边角磨得发白，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水电费多少，菜钱多少，我学费多少，我爸药费多少。每一笔都工工整整，像她这个人一样，精确、干净、没有一丝多余的涂改。

那个本子放在电视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我知道，但从来不去翻。因为每次我妈翻开它的时候，就是我要挨训的时候。

“你看看，这个月又超了三百。”她会把本子推到我面前，手指点着最后一行数字，“就你那个补习班，一节课两百。你知不知道你爸上个月加班加了四十个小时？”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爸在工厂里做钳工，每天站十二个小时，回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他很少说话，回到家就坐在阳台上抽一根烟，抽完了进来吃饭。

我妈不让我看他抽烟。她说，你好好学习，别的事不用管。

我确实不用管。我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背单词，晚上十一点做完最后一套卷子。我的成绩单上全是A，偶尔一个B+，我妈就会把眉毛拧成一团，说：“你最近是不是松懈了？”

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叫周雨桐。住在我家楼上，跟我同年级，不同班。她妈和我妈在同一个超市做理货员，两个人每天中午一起吃饭，互相汇报孩子的成绩。周雨桐永远比我高一名，永远比我多一个奖状。我妈每次提起她，语气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羡慕、嫉妒、不甘，最后都变成对我的鞭策。

“周雨桐这次数学满分。”她会在饭桌上看我一眼，“你呢？”

我考了九十七。扣的那三分是马虎，把负号看漏了。我把试卷往碗旁边推了推，小声说：“下次注意。”

“下次下次，你每次都这么说。”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你知不知道人家周雨桐每天晚上学到几点？人家妈妈说她十二点之前没睡过觉。”

我也没睡过。但我不敢说。因为周雨桐报了物理竞赛班，一学期八千。我没报，我妈说太贵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你争点气，不用报班也能考过她。

有一年冬天，周雨桐穿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来上学。帽沿上有一圈毛领，软蓬蓬的，衬得她脸很小。我妈来接我放学，看见了那件衣服。回家的路上她没说话，进了家门才开口：“周雨桐那件衣服挺好看的。”

我没接话。我知道她在等我接话。如果我接“我也想要”，她就会说“你知道那件衣服多少钱吗”，然后开始算账，算我爸的加班费，算这个月的生活费，算到最后，那件羽绒服就变成了一根刺，扎在她心里，也扎在我心里。

所以我不接。我埋头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地响。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厨房。那天的晚饭，她特意给我煎了一个荷包蛋。蛋黄是溏心的，我最喜欢的那种。她把碗放到我面前的时候，说：“多吃点，学习费脑子。”

我知道那个荷包蛋是什么意思。是补偿。是她说“我们家买不起那件衣服”的另外一种方式。

我爸从来不参与这些。他像一个沉默的背景板，存在于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但从来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唯一的例外是每年过年，他会给我一百块压岁钱，然后摸摸我的头，说：“好好念书，别像爸一样。”

别像爸一样。这句话我听了十八年。不要像他一样在工厂里耗一辈子，不要像他一样腰疼得睡不着觉只能靠止疼片撑着，不要像他一样娶一个每天都在算账的老婆，不要像他一样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孩子身上。

可他没说出口的是，他和我妈，已经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我身上。

高考前一个月，我失眠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数字和公式，它们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我开始掉头发，枕头上一抓一大把。我妈发现了，第二天早上我的床头多了一袋核桃。她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没说。

那段时间，她突然不拿周雨桐跟我比了。可能她也意识到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再比也没意义了。她只是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排骨汤、鲫鱼汤、鸡汤。那些汤咕嘟咕嘟地在锅里翻滚，她守在旁边，一守就是两个小时。

我突然觉得她老了。她站在灶台前的背影，肩膀微微佝偻，头发里夹着大片的白。她才四十七岁，看起来像五十七。

高考出分那天，周雨桐考了六百七十八，去了上海交大。我考了六百四十一，去了省城的师范。

我妈没有骂我。她坐在沙发上，看着手机里的成绩短信，看了很久。然后她说：“挺好的，师范好，学费低，毕业了当老师，稳定。”

我知道她在算账。师范生一年学费四千，比周雨桐那个交大便宜了将近两万。她在算这个。她永远在算。

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卧室里哭了。声音压得很低，埋在被子里，断断续续的。我爸好像说了句什么，她回了一句：“我没怪她，我就是……我就是觉得她本来可以更好的。”

本来可以更好。这五个字压在我身上，比任何责备都重。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寒暑假找各种理由留在学校，打工、实习、参加比赛。我妈打电话来，问吃饭了吗，冷不冷，钱够不够花。我说够，都好。她就会说，那行，你忙吧。然后挂掉。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像两根平行线，曾经那么近，现在越走越远。

去年过年我回去，发现那本墨绿色的记账本还在。我趁我妈出去买菜的时候翻了一下。最后一页的日期是三年前，我高考那年的六月。上面写着：补习班最后一期，两千四。最后一行字是：考完了，总算。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她的字迹还是那么工整，一笔一划，像印上去的。但我发现“总算”两个字写得很轻，笔尖好像在那里停了一下，然后才落下去。

我不知道那一下停顿里，她想了什么。

我把本子放回去，合上抽屉。然后我去阳台上找我爸。他坐在那把旧藤椅里，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在冬天的空气里散得很慢。我在他旁边蹲下来，他把烟掐了，伸手拍了拍我的头。他的手还是那样粗糙，指缝里的油污已经洗不掉了，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爸，”我说，“我不想当老师。”

他没说话，看着远处。远处的楼顶上落着一只麻雀，黑灰色的，缩着脖子。

“我想去写东西。”我说，“写小说，或者做编辑，什么都行。”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说：“那你妈那边……”

“我跟她说。”

他又点了一根烟。打火机啪地一声，火苗在风里晃了晃。他吸了一口，说：“你妈那个人，嘴上厉害。其实你考大学那年，她到处跟人说你考上了师范，以后当老师，可风光了。”

我没说话。风从阳台外面灌进来，冷得我缩了缩肩膀。我爸把他的外套脱下来，搭在我腿上。那件外套有一股机油味，还有烟味，混在一起，不好闻，但很熟悉。

“你写吧，”他说，“别像爸一样。”

我回学校那天，我妈送我去车站。她给我塞了一袋子苹果，说路上吃。我进了站，回头看她，她站在检票口外面，身材矮小，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她冲我摆摆手，嘴唇动了动，我看不清她在说什么。

后来我收到她的微信。她很少发微信，打字也慢，一条消息写了很久才发出来。就一句话：

“你写的东西，能给我看看吗。”

我盯着那行字，在地铁上，人挤人，手机屏幕的光照在脸上。我打了一个“好”字，又删了。打了一个“嗯”，又觉得太短。最后我发了一句话：

“妈，我写第一个故事给你看。”

她没回。但我知道她看到了。因为当天晚上，她的微信头像换了——换成了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扎着两个羊角辫，手里举着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那张照片我见过。夹在那本墨绿色记账本的塑料封皮里，和她算了十八年的账放在一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