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麦第一次见到石头，是在村东头的打谷场上。

那年她六岁，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他七岁，鼻涕流到嘴边用袖子一抹。他递给她半个烤红薯，烫得她直摸耳朵，他笑得露出缺了的门牙。

“春麦，等我长大了，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他们一起走五里山路去上学，书包是同一个化肥袋子改的。冬天他的手冻得开裂，她就分他一只手套，两人各戴一只，空出来的手揣在同一个衣兜里。

初中毕业那天，他爹把他叫到灶房：“石头，咱家供不起了。”春麦在门外听见，转身就跑。第二天，她把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撕碎，撒进了村口的河里。

他红着眼眶找到她时，她正挽着裤腿在河边摸鱼。

“你傻不傻？”

“你才傻，”她把捞到的小鱼扔进他怀里，“三间大瓦房还没盖呢，我能走？”

十七岁，他们一起坐绿皮火车去深圳。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他全程站着，把她护在角落。她靠着他汗湿的胸口，听见他的心跳像擂鼓。

“怕不怕？”

“有你在，不怕。”

他们在电子厂流水线上做插件工，住三百一个月的铁皮房。半夜蟑螂爬到脸上，她吓得直哭，他点起蚊香，把唯一的电扇对着她吹。

“等攒够了钱，我们就回老家结婚。”

第一年春节，他们买不起回家的票，在宿舍煮方便面当年夜饭。窗外烟花炸响时，他突然单膝跪地，掏出个易拉罐拉环。

“春麦，嫁给我。”

她笑着伸出无名指，拉环太大，一直滑到指根。

后来，他们真的攒够了钱。但不是回老家，而是在深圳留了下来。

他从流水线工人变成小组长，她从小文员升到主管。他们搬出铁皮房，租了有独立卫生间的一室一厅。第一次用上热水器那天，他们在花洒下相拥而泣。

可有些东西，就是从这时开始变的。

他应酬越来越多，回家时总带着酒气。她学会了化妆，穿高跟鞋，说话时不时夹几个英文单词。

他们买了第一辆车那天，他兴奋地要带她去兜风。车开到当年打工的工业区，那里已经拆迁，变成在建的购物中心。

“还记得吗？我们以前常在这里吃麻辣烫。”

她看着窗外的工地，轻轻“嗯”了一声。

晚上回家，她习惯性地要把鞋放进鞋柜最底层——那是他们租房子时养成的习惯，怕把地板弄脏。直到看见光洁的瓷砖，才想起现在不用了。

新房交付那天，他喝醉了，抱着她说：“春麦，我们终于有三间大瓦房了——虽然是楼房的。”

她看着他，突然觉得陌生。这个一身名牌的男人，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用袖子擦鼻涕的男孩的影子。

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孩子。

她意外怀孕，想留下来。他却说再等等：“现在正是我竞争总监的关键时期......”

“等等等！我们还要等多久？”她第一次对他吼，“从等三间瓦房等到等一套商品房，从等一个婚礼等到等一个总监位子！石头，我们到底在等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说：“别叫我石头了，土。”

就这一句，把她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

她最终独自去了医院。从手术室出来，手机里有他发的微信：“晚上陪客户，不回家吃饭。”

她看着那条消息，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铁皮房里，他省下半个月早餐钱，给她买了个红豆面包。她掰一半给他，他死活不要，说吃过了。后来她在他工装口袋里，发现了啃了一半的硬馒头。

而现在，他们吃得起一千块一个的蛋糕，却再也找不到分着吃的甜蜜。

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财产平分，他多给了她一套房。

搬家那天，她从储藏室翻出个铁盒子。里面是半个干硬的烤红薯，一个易拉罐拉环，还有无数张往返老家的车票——最早的那些是硬座，后来是动车，最后是机票。

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是她当年撕碎又粘好的录取通知书。

他把盒子拿过去看了很久，突然说：“春麦，我们怎么就把自己走丢了呢？”

她没有回答。

窗外又响起烟花声，和多年前那个春节一样。只是这次，他们一个在窗内，一个在窗外，中间隔着一整座城市的灯火。

回老家的火车上，她打开手机，看见他发的朋友圈。是一张新房子的照片，配文：“终于在这个城市扎根了。”

她笑了笑，关掉手机。

火车正好经过一片麦田，绿油油的，像极了他们初识的那个春天。

只是麦子一茬茬地长，他们却再也回不去，那个分吃半个烤红薯的下午了。

《麦田里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