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八月，滇南的日头辣得晃眼，我和妈妈蹲在舅舅家屋后的坡地里割山呦藤，手里的镰刀勾着藤蔓，红薯藤的汁水沾在手上黏糊糊的。手机突然在兜里震了一下，是班主任发的中考成绩链接，我点开的手都在抖，428分的数字跳出来时，镰刀“哐当”砸在红薯垄上——这个分数，在我心里根本够不上宁洱县高中的门槛。
妈妈凑过来看了眼屏幕，没说话，只是把我割了一半的藤条接过去，“先割完，回家喂猪再说。”可那剩下的半坡山呦藤，我割得心不在焉，脑子里全是“考不上”的念头，连妈妈喊我递篮子都没听见。
填志愿的那天，堂屋里坐了一屋子人，爸妈让我多填几个中专和职高保底，表哥表姐也在微信里劝我“别死磕县高中”，末了又都补了句“要是真考上，去了县城可得好好读书”。但我捏着志愿表，笔尖在“普洱中学”那栏顿了半天，还是只填了这一个学校。我总觉得，就算分数不高，也该赌一把自己的运气。
录取通知书寄到的那天，和平自然村的水泥道上都能听见我家的笑声。快递员把印着“普洱中学”的信封递过来时，爸爸正擦着家里的私家车，妈妈攥着信封手抖得拆不开，姐姐抢过去撕开，喊着“考上了！考上了！”的声音，把隔壁邻居都引来了。一屋子人围着我，连家里的大黄狗都凑过来摇尾巴，那股子热闹劲，把我之前的沮丧冲得一干二净。
出发去宁洱县的前几天，我被头发的事折腾得够呛。普洱中学有仪容仪表要求，男生头发不能过耳，我留了大半年的长发，前后去了三次剪头发：第一次剪，理发店师傅手松，剪完还是过耳；第二次去，又剪得太短像个板寸，自己看着都别扭；直到第三次，特意让师傅按着学校的标准一点点修，摸着耳边短短的发茬，我对着镜子愣了半天，突然觉得，这头发一剪，好像真的要和村里的童年说再见了。
开学报到的清晨，爸爸把我的蓝色帆布包塞进私家车后备箱，没带任何吃的，妈妈只反复叮嘱：“去了学校好好照顾自己，缺钱了就说。”车子驶上和平自然村的水泥路，窗外的稻田、古茶树、熟悉的土屋慢慢往后退，风里裹着乡土的草木香，我扒着车窗看，心里的紧张像被风越吹越盛——怕报到处的老师嫌我分数低，怕宿舍里的同学合不来，怕自己一个人去食堂打饭会手足无措，甚至怕遇到厉害的同学会被欺负。
爸爸开着车，从后视镜里看我：“紧张啥？都是云南的娃，还能欺负你不成？”我咬着唇没说话，车子在山路上开了一个多小时，风里的草木香渐渐淡了，混进了县城街道的烟火气，直到宁洱县的楼房出现在视野里，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普洱中学的红棕色校门比我想象的气派，门口的水泥路停满了车，报到的学生挤挤挨挨。我攥着录取通知书找到高一年级报到处，刚递过去，身后就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同学，你也是和平村的？”我回头，是个眉眼清爽的男生，他笑着说：“我叫周春雨，思茅来的，看你通知书上的地址，咱算半个老乡。”这突如其来的搭话，让我紧绷的肩膀松了半截。
跟着周春雨去宿舍，里面已经来了三个男生，一聊才知道，大家大多是思茅（普洱）周边的，都是云南老乡。我选了下铺的位置收拾帆布包，周春雨在一旁笑着说：“以后咱就是舍友了，食堂的米线摊阿姨给的肉多，明天咱一起去尝尝。”
教室外的走廊里，我正等着进教室找位置，一个男生朝我走过来：“你是李海南吧？我是白行，之前微信上和你聊过的。”我恍然认出，笑着和他打招呼，巧的是，我们不仅同班，还被分到了同桌。那天的第一节班会课，我坐在白行旁边，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普洱口音，风从走廊的窗户吹进来，带着少年人的朝气，突然觉得，陌生的教室好像也没那么让人害怕了。
夜晚的宿舍，才是高中生活最热闹的开始。熄灯后，舍友们躺在各自的床上，天南海北地聊个不停：讲村里听过的恐怖怪事，说中考时闹出的搞笑糗事，憧憬着以后要去的城市、要做的工作，偶尔还会悄悄议论哪个班的小姑娘好看，声音越聊越大，直到教官在走廊里喊“安静！”，才赶紧捂嘴憋笑。后来胆子大了，舍友杨坤从行李箱里摸出几瓶啤酒，我们偷偷装在矿泉水瓶里喝了一回，瓶盖碰撞的声响混着窗外的虫鸣，成了宿舍里独有的秘密。有一次聊得正起劲，教官突然推门进来，我们赶紧闭了嘴装睡，被训了一顿却还是忍不住偷笑，那些偷偷摸摸的时光，反倒成了最鲜活的回忆。
那些曾经让我辗转反侧的担忧，后来都成了高中里最温暖的碎片：和周春雨在食堂抢最后一碗麻辣米线，辣得直吸溜却笑得东倒西歪；和白行在宿舍里赶听写，头挨着头翻单词本的样子至今记得；就连第一次独自去校外超市买东西迷路，遇到的摊主也是一口地道的云南话，笑着给我指了路。
如今再想起2022年的那个八月，从和平自然村到普洱中学的那段路，风从乡野吹到校园，吹短了我的头发，吹来了一群喊我“老乡”的兄弟。我才明白，那些出发前的紧张与害怕，不过是成长递来的第一份礼物——而那缕宁洱的风，裹着乡土的质朴，藏着青春的热闹，早把年少的忐忑，酿成了岁月里最温柔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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