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豫中平原的槐树刚抽出新芽。阿穗蹲在村口老槐树下,用树枝在沙土上画着歪歪扭扭的"中国"二字,远处突然传来沉闷的枪响。她猛地抬头,看见爹扛着锄头从麦田里狂奔而来,脸色比槐树皮还灰败。
"鬼子进庄了!"爹拽起她就往地窖跑,布鞋在石板路上磨出刺耳的声响。阿穗攥着怀里的识字课本,那是教书先生王伯送的,封皮上还沾着去年秋天的槐花瓣。地窖门刚掩上,就听见村里传来哭喊声和刺刀挑开木门的吱呀声。
三天后,阿穗跟着幸存的村民们从地窖爬出来。老槐树的枝桠上挂着撕碎的红布,祠堂的匾额被劈成两半,"忠孝传家"四个字浸在血泊里。王伯躺在学堂门口,怀里还死死抱着半本《论语》,书页上密密麻麻写满批注,墨迹被血晕成暗红的花。
"去南山。"瘸腿的李叔拄着枣木拐杖,"游击队在鹰嘴崖扎营。"
翻越山岭时,阿穗的布鞋被碎石磨穿,脚底渗出的血珠滴在枯黄的野草上。她想起王伯教过的诗:"国破山河在",此刻觉得每座山峰都像张愤怒的脸。傍晚时分,鹰嘴崖的篝火在云雾中明明灭灭,二十几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人正在擦拭枪支。
"这丫头能扛枪?"满脸络腮胡的老周眯着眼打量阿穗,她的辫子上还沾着地窖里的蛛网。阿穗突然从怀里掏出识字课本,纸页间飘落的槐花瓣落在老周的手背:"我会写字,能给伤员读家书。"
就这样,阿穗成了游击队的"小先生"。每天清晨,她在山洞外的青石上教战士们认字。"人"字要像两根撑天的柱子,"民"字最后一笔要拖得长些,像老百姓弯着腰在地里干活。伤员们缠着绷带的手握着树枝,在沙土上画出歪歪扭扭的笔画,笑声惊飞了崖边的山雀。
七月的暴雨来得猝不及防。阿穗背着草药筐往卫生所跑,在半山腰撞见满脸是血的通讯员。"据点...有情报..."少年说完就昏死过去,怀里的油纸包浸透雨水。阿穗展开皱巴巴的纸条,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日军明日运粮,经青石板路。"
深夜的作战会议上,队长的烟斗在黑暗中明明灭灭。阿穗蹲在角落里,看着地图上青石板路像条狰狞的伤疤,穿过七个村庄。"让我去。"她突然开口,"我扮成采槐花的村姑,在桥头给你们发信号。"
黎明前的雾气裹着槐花香。阿穗把红布条缠在发辫上,竹篮里铺着新鲜的槐花,最底层藏着枚手榴弹。日军的运粮车队扬起漫天黄尘时,她正蹲在桥头哼着民谣,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当第一辆卡车转过弯,她猛地扯开发辫上的红布——那是三天前从王伯染血的书页上撕下的边角料。
枪声响起的瞬间,阿穗滚进路边的沟渠。子弹擦着耳边飞过,她摸到怀中的手榴弹,想起王伯教过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爆炸声震得槐树簌簌落英,白色的花瓣混着硝烟,落在她沾满泥土的脸上。混战中,她看见老周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军坦克,后背绽开的血花比槐花更艳。
这场伏击战后,阿穗的识字课搬到了战壕里。伤员们缠着绷带的手依然努力握着树枝,在弹壳上刻下"胜利"二字。每当槐花飘落的季节,她就会带着战士们写给亲人的信,翻越重重大山送到后方。信纸间夹着的槐花瓣,成了战火中最温柔的牵挂。
1945年秋,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阿穗正在教新入伍的小战士认字。鹰嘴崖的槐树叶已经泛黄,她在沙地上写下大大的"和"字,笔画间落满金色的叶子。远处传来唢呐声,几个老乡抬着猪羊上山慰问,红绸子在秋风里猎猎作响。
后来,阿穗在老槐树的断枝旁建起学堂。教室的窗棂上贴着学生们写的"和平"二字,阳光穿过纸窗,在课桌上投下细碎的光影。每当有孩子问起墙上那截染血的红布条,她就会望向南山,那里的槐树林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无数人在轻声诵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