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花生引发的事情

那粒花生，是从外婆的指间逃走的。

我记得那天，阳光被窗格切成方块，温顺地趴在她膝头。她坐在老藤椅里，身子佝偻得像一张旧了的弓，正一颗一颗地，为我剥着花生。她的动作很慢，拇指与食指的关节因常年的劳作而粗大变形，用力一捏，“啪”的一声轻响，褐色的壳便裂开一道缝。她再耐心地剥开，取出淡红色的果仁，小心地捻去那层菲薄的种衣，让米黄色的、完整的果实，“嗒”地一声，落进白瓷碗里。

那“嗒、嗒”的声音，规律而绵长，像永不会停歇的雨滴。彼时的我，正沉溺于手机屏幕上光怪陆离的厮杀，觉得这声音烦透了，像一根细绳，不断将我从激战的云端拉回这沉闷的现实。

“别剥了！我说了我不吃！”

我猛地一挥手，像驱赶一只恼人的蚊蝇。动作幅度之大，带翻了那只白瓷碗。一阵清脆的碎裂声。那些她精心剥出的、光洁饱满的花生米，像一场仓皇的陨石雨，溅落一地，滚得到处都是。

外婆“呀”了一声，声音很轻，带着一种被惊吓后的无措。她浑浊的目光在地上逡巡，最后定格在沙发底下。

“明明，还有一粒，滚到沙发底下去了，”她喃喃着，声音像风中飘摇的蛛丝，“粒粒皆辛苦，帮外婆捡出来……”

回应她的，是我站起身，用尽全身力气摔门而出的——“砰！”

那一声，如此决绝，如此响亮，像一个休止符，切断了她后面所有未尽的唠叨，也切断了那个阳光温煦的下午。

再次接到家里的消息，是外婆去世的噩耗。心肌梗死，很快，没受什么罪。他们说。那时，我正在学校里，上一节寻常的语文课。

老师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水底传来：“……‘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李密与祖母刘氏，祖孙二人，更相为命……”

“更相为命”。

这四个字，像一根烧红的针，猝不及防地刺入我麻木的神经。外婆弓着身子，在阳光里一颗颗剥花生的画面，与这千年前的句子轰然重叠。一股巨大的、迟来的悲恸，终于击穿了我。李密的孝，是真的。那字里行间椎心泣血的恳切，穿透一千七百年的时光，依然能将我的心烫出一个洞来。他是在用自己的一切，为祖母换取一个安然的晚年。

可就在这时，另一个女人的影子，像一道无法驱散的幽灵，挤进了我的脑海。她是祥林嫂。

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击中了我，让我几乎在课堂上战栗起来：李密和祥林嫂，他们不都是封建社会里的人吗？

为何李密的“孝”能感天动地，上书君王，成就千古名篇；而祥林嫂的“顺”——她顺从地改嫁，顺从地干活，顺从地捐门槛赎罪——却只配在鲁镇“祝福”的喧嚣鞭炮声中，冻毙于风雪，问出那句无人能答的“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

她问的时候，眼里是孩子般的、破碎的光。她不是疯子，我忽然懂了，她只是一个被那套名为“贞洁”、“福气”的规则彻底剥夺了一切，连做奴隶的资格都被剥夺了的可怜人。那套她拼命想融入、想遵守的规则，在她每一次试图靠近时，都给了她一记更响亮的耳光。

我明白了。旧社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李密是士人，是知识分子，他站在那个体系的上层，他熟读规则，并能巧妙地运用规则（用孝道来对抗皇权）来达成目的。而祥林嫂，她处在那个体系的最底层，是“被吃”的一环。那套贞洁观、孝道、福报论，对李密而言是可以借力的工具，对她而言，却是将她牢牢钉死在命运十字架上的、浸透了毒液的枷锁。

原来，“孝”与“顺”从来不是无瑕的美德，它们如同武器，握在谁手里，就为谁服务。那么我呢？当我摔门而去，将外婆和她的花生抛在身后时，我挥动的，又是怎样一种新时代的、无形的冷酷？我是否也像那个冷漠的、咀嚼赏鉴着祥林嫂悲哀的鲁镇，在用我的不耐烦，我的“自我中心”，审判并轻易地抛弃了那份最朴素的、毫无保留的爱？

哈哈，真可笑。从李密的《陈情表》到祥林嫂的《祝福》，我试图在历史里寻找“孝”的答案，找到的却是一部分人的丰碑与另一部分人的坟墓。看现在，朋友圈里精心修饰的“孝心九宫格”，公交车上“倚老卖老”与“以幼卖幼”的道德博弈……我们砸碎了旧的枷锁，却仿佛又陷入了新的、更精致的表演。

是什么改变了这样的社会？哦，是“孝”这个字本身吗？还是我们早已在喧嚣中，弄丢了那颗愿意为之“更相为命”的、朴素的心？我就是在这样的追问里，变成了一个“不孝”的人吗？在那个午后，我把我的外婆，和她的爱，一起打翻在地。

后来，在一个同样阳光很好的下午，我鬼使神差地挪开了那个老沙发。灰尘、零碎的杂物，以及——那粒花生。

它静静地躺在最阴暗的角落，没有如我所幻想的那样发芽。它只是安静地、干瘪地，维持着被我打飞时的姿态，蒙着岁月的尘。

外婆，花生没有发芽。但那个摔门而去的少年，在心里，下了一场永不停歇的、悔恨的雨。

原来，所有这一切的追问、辩驳与无法挽回的痛楚——都是那颗花生，所引发的事情啊。

（本文故事源于文学创作，为虚构场景，惟愿能唤起些许真实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