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戒指的第三周,我将辞职信拍在摄影公司的办公桌上。闪光灯在身后此起彼伏,而我望着玻璃幕墙外的夕阳,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镜头不该只定格在镁光灯下的舞台。苏新皓握着我颤抖的手,将草莓熊挂件重新系回相机背带:"我陪你去拍真正的世界。"
转型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当我背着沉重的器材出现在偏远山区的小学时,孩子们好奇的目光比任何追光灯都炽热。镜头里,扎羊角辫的女孩举着树枝在泥地上画画,苏新皓蹲在旁边用吉他教他们唱新歌。存储卡里不再是精致的舞台照,取而代之的是沾满尘土的笑脸和被风吹起的校服衣角。
林叙的画廊成了我们的中转站。他为我的纪实摄影展亲自布展,指着墙上那张《星空课堂》——暴雨夜,苏新皓用手机电筒为孩子们照亮课本,而我跪在泥水里捕捉到的瞬间。"你看,"他摘下眼镜擦拭,"这次你的照片真的在发光。"
某天深夜修图,电脑突然弹出苏新皓的视频通话。画面里他裹着军大衣站在战地医院外,身后是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刚拍了个小战士,他说最想看你拍的彩虹。"他转身时,防弹衣上别着的草莓熊挂件在硝烟中轻轻晃动。
三年后,我的纪录片《追光者们》入围国际电影节。首映礼上,当屏幕里出现山区孩子考上美院、战地护士抱着相册微笑的画面,我感到苏新皓的手在座椅下握紧。散场时,林叙递来杯草莓气泡水:"恭喜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
庆功宴上,苏新皓突然拉着我跑向天台。城市霓虹在脚下流淌,他掏出改造过的相机——镜头盖内侧刻着"永远的专属摄影师",而取景器里,映出我们相视而笑的模样。"其实我也转型了,"他晃了晃手里的导演筒,"下一部,我想拍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