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點,天未亮,營地裡已經響起了輕微的腳步聲。
蘇朝南一個人站在語音教室外。他手裡握著一份厚厚的稿紙,都是他這幾天試著用英文寫下的即興演講稿。他知道,自己的語言不是最流暢的,口音也不是最標準的,但那雙眼睛曾對他說過:
「你的語言有力量,不是因為你說得漂亮,是因為你說的是真話。」
他咬牙報名了英語公開演說班,每天早上自己加練兩個小時——他想讓這股「真話的力量」,被更多人聽懂,不止是中文世界。
另一邊,林予白進入了「跨文化交際策略班」。
班上混合了來自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生,使用的資料也不再是課本,而是世界各地真實的政治語境、社會辯證與文化衝突案例。
第一次課堂討論時,一位荷蘭學生當場反問他:
「為什麼亞洲辯論者總習慣預設立場?你是在說服我,還是在防禦你自己?」
林予白愣住。
那一刻他才發現,他曾自以為無懈可擊的理性,其實是文化偏見的溫床。
他開始讀不同語境下的哲學與倫理模型,從只會反駁變成能夠理解,從輸出型思考轉向吸收與內化。
黎景川則主動進入了國際政策整合與心理動態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對他來說是陌生的戰場——不是以語言為主,而是以「觀察力」和「掌控局勢」為核心。
老師給他們的第一個任務是:
「用最短的時間,識破一場模擬的群體心理操控。」
這不僅是技術,更是一種人性的透視。他學著分析他人的焦慮、理解決策者背後的情緒與權力邏輯。
每完成一場模擬,他都像經歷一次真實的攻防戰。
他第一次理解到,辯論不是語言的對決,而是控制風向的藝術。
夜晚,三人重新坐在那張小木椅上。
沒有多說話,只有沉默中交換過的眼神。
他們各自踏入不同的深水,沒有人再想證明自己最強,而是明白:
「我要變強,是因為我要和你們站在同一條線上,彼此不必等待、不必放慢、不必遷就。」
蘇朝南低聲說:「你們會不會怕,這樣走下去,會走散?」
黎景川笑了:「如果我們真的有蛻變,那就不會散,只會在下一個更高的地方,再次遇見彼此。」
林予白抬頭望向黑夜,喃喃說:「那你們可要快一點。我要追上你們了。」
那晚,蘇朝南再次打開筆記本。
他寫下:
「江暮澤,我好像真的開始明白,你當初為什麼什麼都沒說,就離開了。」
「因為你相信我會走下去,對吧?」
風靜靜地吹過,一頁紙輕輕翻過。
他在夢裡沒見到江暮澤,但醒來時,心裡不再只是空著,而是穩穩地,有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