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景川很早就習慣把自己藏起來。
不是真的隱藏,而是有意識地選擇:不爭。
從小,他就是那個「什麼都不極端」的孩子:
成績不錯,脾氣不錯,反應不錯,甚至連失誤也不太多。
所以沒有人真正關心過他想不想贏,大家只會說:
「景川一定沒問題的,他一向很穩。」
這樣的「穩定」讓他在許多場合都能成為團隊核心,卻也讓他始終成不了最前面那一個。
自從那場辯論比賽結束後,他就發現——林予白變了。
那個總是沉穩、冷靜、照著章法走的隊友,忽然主動報名個人賽,甚至在演講中談起情緒、談起自己的脆弱。
他看著對方那晚傳來的訊息:「我走了第一步,你呢?」
他沒立刻回。
手機放在書桌上,螢幕亮了一夜。
「你要去比那個市級個人論證賽?」教務主任有些驚訝。
黎景川點頭,很平靜地遞出報名表。
主任翻了翻他的過往紀錄,說:「你其實比較適合雙人賽。」
「我知道。」他淡淡地說,「但這次我想證明,我一個人也能走到底。」
他的訓練方式和林予白不同。
他沒去圖書館,也不靠筆記。他選擇走進校園角落,觀察不同的人——老師、學生、工友、甚至校犬。
他想要理解的是:「生活的邏輯」。
不是教科書上的邏輯,不是標準答案,而是那些「站在立場背後的理由」。
這讓他的辯論稿變得極為特別:
他會用「校內工讀制度」來切入社會勞動;
用「榮譽學生制度」反推成績壓力的異化;
甚至引用校園裡默默做事的人,去辯證什麼才叫真正的價值。
比賽那天,現場人數不多,但評審極為嚴格。
他從頭到尾沒有太強勢的語氣,卻把一場比賽講得像一篇細膩而堅定的社會觀察報告。
結束後,一位老師評審對他說:
「你說話的方式像是水,不急不躁,卻能慢慢滲進人心裡。這種辯論方式,不常見,但很有力量。」
回到家後,他把錄音檔剪輯整理,傳給林予白。
訊息附上兩句話:
「我也開始走了,沒有你的聲音,我也講得下去了。」
「下一次,我不會再退半步。」
他不是要對抗林予白。
他是要讓林予白知道:
「我們曾並肩,但現在,我想並肩得更有重量。」
那晚,他對著鏡子穿上自己新買的深灰色襯衫,不再是制服的一份子。
他終於不再當「配角」。
他決定做回自己,就算走得慢,也不再站在邊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