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白衬衫还挂在阳台，袖口上沾着她的颜料——钴蓝混着一点钛白，像雨后的天空。她说要帮我洗干净，我却固执地不让。现在想来，那是我对即将到来的失去，最早的预感。

我们的生活在三十平米的空间里交织。她的梳妆台上放着我的爽肤水，我的书架上塞着她的画册。她作画时，我会在旁边看书，偶尔抬头，能看见她鼻尖上沾着的颜料。那些夜晚，松节油和旧书的味道在空气里缠绵，勾勒出幸福的形状。

她比我大十岁。这十岁不是数字，是温度。她知道如何安抚我突如其来的焦虑，懂得在我熬夜时默默热一杯牛奶。我学会辨认她颜料短缺时的烦躁，总在她开口前递上新的钴蓝。我们共用一支牙膏，她的牙刷毛已经软塌，我的还硬挺。这些细小的差异，像生活本身的肌理。

转折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周二。

我们在旧货市场发现一张橡木桌。桌腿微跛，她说像所有真实的东西都带着缺陷。我们费力地把桌子搬回六楼，汗水混在一起。她笑着说我头发上沾着木屑，我抬手想拂去，她却先一步用指尖轻轻捻掉。

电话在此时响起。

她接起来，应了几声，脸上的笑意慢慢褪去。挂断后，她站在窗前久久不语，背影僵硬。

“是我弟弟。”她终于转身，声音干涩，“妈妈确诊了阿尔茨海默。她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结婚。”

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刺耳。

“她知道你。”她的眼神像受惊的鸟，“但她理解不了。她只是反复说，女儿该有个家。”

那晚的粥热了又凉，最终被倒进水槽。她坐在画室里，对着空白的画布发呆。我站在门口，第一次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什么具体的东西。

接下来的日子，她开始赴约。每次出门前，都会在镜子前停留很久。有一天，她试穿一条红裙，转身问我：

“好看吗？”

“不像你。”我说。

“相亲要穿的。”她的声音很轻。

我们并肩站在镜前，她盛装如赴宴，我穿着她的旧T恤。镜中的我们，突然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分离是缓慢的剥落。先是她的画具，然后是常看的书，最后是衣柜里属于她的那一半空间。每次她都会留下些什么：一支用秃的画笔，几本折过页角的书，那件我总偷穿的她的毛衣。

最后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去超市采购。但在生鲜区，她突然停下脚步。

“够了。”她说。

我们空手走回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忽然蹲下系鞋带，起来时眼角有未干的泪痕。

现在，阳台上只剩下那件染着颜料的白衬衫。衣架还保持着它最后的形状，在风里轻轻摇晃，仿佛她只是出门买颜料，很快就会回来。

直到某天，我在超市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踮脚去够高处的燕麦，另一个男人自然地伸手帮她取下。那一刻，我突然明白：

最深的遗憾，不是失去本身，而是生活继续，那些曾经共享的日常却无处安放。像永远多放的茶叶，像深夜无人作伴的画室，像阳台上那件再也等不到主人来收的白衬衫。

时间会抚平很多，却抚不平那些嵌入生活的细节。它们像她留在我衬衫上的颜料，永远保持着最初的形状和颜色，提醒着我：

有些爱，不是不够深，而是深不过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