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三十一岁,在深圳一家还算体面的公司做着设计,拿着勉强够养活自己的薪水。我和男友陈宇飞挤在福田城中村一间握手楼里,房东太太的嗓门比谁都大,一点动静都能引来她的敲门。我们之间的亲密,总像是在进行一场秘密行动,生怕打扰了隔壁的租客,也怕惹来房东太太的嫌弃。
我们的关系已经步入了第七个年头,从大学校园的青涩到如今的柴米油盐,时间像是最无情的橡皮擦,一点点抹去了当初的热烈,只留下相看两厌的疲惫。以前我们总憧憬着未来,在大学宿舍里画着大饼,说毕业了要一起去大城市打拼,赚够了钱就买个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可现实是,毕业后我们来了深圳,租了最小的房子,吃着最便宜的饭菜,每天挤着地铁像沙丁鱼罐头里的鱼一样被推来搡去。所谓的“大房子”成了遥不可及的梦,首付成了压在我们心头的巨石。
我家里条件不好,有个弟弟还在读高中,父母指望着我能多补贴家里。每次打电话回家,不是问我啥时候能给弟弟买台电脑,就是旁敲侧击地问我存了多少钱,能不能帮家里翻修老房子。陈宇飞家境也普通,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对他能拿出的首付份额期望也不高。
婚事就这样搁浅了。双方父母见面时,关于谁家出多少钱,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妈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们家怎么着也得多出点。”陈宇飞的爸妈脸色立刻就不好看了,说:“男方出大头是应该的,可你们家也得表示表示,总不能一分钱不出吧。”
每次聊这些,我和陈宇飞都要大吵一架。我觉得他不理解我家的困境,觉得我妈的要求并不过分;他觉得我拎不清,只想着娘家。争吵过后,是更长时间的沉默和冷淡,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那天,我在公司忙到晚上十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出租屋。陈宇飞正窝在沙发上打游戏,地上堆满了外卖盒。我没说什么,走进厨房想找点吃的。打开冰箱,里面只有几颗蔫巴巴的青菜和半盒吃剩下的饺子。我突然很想吃草莓,那种又大又红,带着清甜香气的草莓。
“我想吃草莓。”我对着客厅喊了一声。
陈宇飞头也没回,说:“这么晚了,去哪儿买?明天再说吧。”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走到客厅门口,盯着他打游戏的背影:“就不能出去买点吗?我想吃。”
他放下手柄,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多晚了你看看,再说了,一盒草莓得多少钱?咱们省着点花不行吗?”
“就一盒草莓而已!”我的声音提高了八度,“我们连一盒草莓都舍不得吃吗?”
“不是舍不得吃,是没必要!咱们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房租、生活费,哪样不要钱?以后还要攒首付,你还有心情吃草莓?”他的语气也变得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