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直接处死传播谣言的人,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精妙的策略。首先,他给予胤禵一定的尊荣,表示对兄弟的敬重;其次,他不断在各种场合重申自己被先帝钦点的合法性;最重要的是,他通过善行政制度、整顿吏治、振兴国库等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一位称职的帝王。
雍正深刻理解权力的本质——它不仅仅是一个位置,更是一种能够被感知和认同的合法性。当他的政绩逐渐显现,当他的改革开始见效,那些关于遗诏的传闻自然就被淡化了。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不是硬碰硬的对抗,而是通过构建一整套新的叙事和实践,使原有的质疑失去了土壤。
大臣们逐渐发现,这位新皇帝不仅勤勉异常,而且对政务的掌握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能记住每一个官员的名字、背景和政绩,能够在一天之内批阅上百份奏折并作出详细批示,能够在大臣们提出建议之前就想到问题的关键。这种近乎变态的工作能力,成为他掌控朝政的最有力工具。
雍正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创建的军机处制度。这一制度表面上看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实际却是他绕过传统内阁、直接掌控政令的巧妙设计。军机大臣们直接向皇帝负责,绕过了六部和内阁这些传统机构,使得政令传达更为迅速和保密。
这种制度创新背后,是雍正对中央集权本质的深刻把握。他明白,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中,信息的控制和政令的传达是权力的核心。谁能最快地获取信息,谁能最有效地传达命令,谁就能掌握实际的统治权。军机处的设立,使他能够绕过冗长的官僚程序,直接与基层官员沟通,了解各地情况,作出迅速决策。
雍正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养廉银制度。表面上看,这是为了解决官员俸禄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却是他控制官员的一种手段。通过公开地增加官员收入,他既满足了官员的物质需求,又清晰地划定了贪腐的界限。这一制度使得官员们既感激皇帝的恩典,又不得不在更严格的监督下工作,可谓一箭双雕。
雍正深谙心理战术。他不仅要控制臣子的行为,更要操控他们的思想。他经常在批阅奏折时写下长篇评论,详细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对具体问题的看法。这些评论后来被汇编成《大义觉迷录》等著作,广为传播。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仅是在回应具体的政务,而是在塑造一种叙事,一种关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忠诚的、什么是良好治理的官方话语。
他特别擅长利用儒家传统中的"忠"和"孝"概念来为自己服务。一方面,他强调大臣对皇帝的忠诚;另一方面,他将自己塑造成康熙的孝子,将政治对手描绘成不孝的叛逆。这种意识形态的操作,使他能够在道德高地上压制对手,赢得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