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凑尸体（完）

“陈老师，”他说，“你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我没有回答，只是把方向盘握得更紧了一些。十二年来我每次合上采访笔记，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这个案子我没忘，总有一天我要把它写完。现在这一天到了。因为所有的死者都找到了。方继明的清白找到了。唐媛媛的沉默找到了。赵晓楠的遗体，虽然已经无法完整地还给她的父母，但至少——至少她的名字，可以写进这个故事里了。不是作为一个失踪者，而是作为一个被凶手以最荒谬的方式“纪念”的人。

“他为什么要给那具尸体穿校服？”李康杰忽然又问了一遍。

“因为他缝进去的不只是赵晓楠的身体，还有她的身份。校服是三中的校服，赵晓楠是三中的学生。他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也告诉自己——赵晓楠还活着。在那具身体里，在五个陌生人的血肉中间，赵晓楠还活着。”

李康杰很久没说话。车子在高速上疾驰，灯光切开夜色，又把夜色重新抛在身后。良久，他说了一句：“疯子。”

车窗外忽然飘起了雨星。雨刮器来回摆动，把挡风玻璃上的水滴刮开又聚拢，聚拢又刮开。十二年前的那个夏天也经常下雨。方继明骑着自行车去学校的那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下雨。唐媛媛推开实验室门的那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下雨。顾承宇最后一次走进档案室，把自己砌进那面墙里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下雨。

而赵晓楠的父母，在女儿失踪十二年之后，终于可以知道她不是离家出走，不是跟人跑了。她是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死在了两个她信任的人手里——一个给她错药的校医，一个把她缝进尸体的疯子。

回到江城已经快半夜了。我把车停在报社楼下，没有熄火。雨刷还在来回摆动，把街灯的光切成一段一段的。李康杰已经靠着车窗睡着了，轻微的鼾声混在雨声里，听不太真切。我把手机拿出来，想给老周打个电话，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很久，最终没有按下去。

明天再说吧。天亮之后，等赵队上班，把公文包里的证据全部移交，把档案室那面墙里的白骨正式入殓，把方继明从嫌疑人名单上抹掉，把顾承宇的名字写进定案报告里。这些事，都等到天亮。

但我没有等到天亮。

当天晚上，我在报社的资料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雨时大时小，打在玻璃上沙沙地响。我把方继明的笔记、顾承宇的值班记录、那五张器官卡片、顾婉秋的病历，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然后打开电脑，开始写这篇稿子。

我写方继明。写一个教了十几年书的生物老师，在发现学生失踪之后的恐惧和犹豫。写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配了实验室的钥匙，一个人走进那间弥漫着福尔马林气味的房间，拉开标本柜的抽屉，看到那些冷藏箱里排列整齐的人体器官。写他颤抖着手把所有证据整理成笔记，藏进档案室的角落，然后骑着自行车，在六月的夜晚，去赴一个必死之约。

我写赵晓楠。写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成绩优异，性格内向，在寄宿学校里感到孤独，被校医的温柔表象迷惑，陷入了自己无法控制的感情。写她发现自己身体出了状况，去找校医求助，校医给了她一瓶药。她以为吃了药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她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写那五个没有名字的人。他们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人叫过他们的名字，但那些名字没有被记录下来。他们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在桥洞里躲避风雨，在收容所门口排队等一碗热粥。他们被顾承宇一个一个地找到，用一顿饭、一张床、一个虚假的体检承诺，带回了三中那间亮着日光灯的实验室。他们死之前，也许还在感谢这个斯斯文文的年轻人。

我写唐媛媛。写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在深夜推开实验室的门，看到了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画面。写她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漫长的十二年，每一次闭上眼睛都会看到那些玻璃罐，那些睁着的眼睛，顾承宇回过头来对她竖起食指的那个瞬间。写她在十二年后终于说出了赵晓楠的名字，然后在母亲面前哭了。

我写顾婉秋。写一个从小和哥哥相依为命的女孩，先天性心脏病，等不到心脏移植，在临江三院的病床上慢慢耗尽生命。写她到死都不知道，她的哥哥为了给她换一颗心脏，已经把五个人的心脏泡进了实验室的玻璃罐里。

我写顾承宇。写他所有的执念、疯狂、扭曲的逻辑和最终的结局。不替他辩解，不为他美化，不把他写成一个可恨又可怜的悲剧人物。他只写他做了什么——杀了赵晓楠，杀了五个人，杀了方继明，把人缝进尸体，把器官放进玻璃罐，把所有的罪行封进一面墙里，然后自己走进去，再也没有出来。

最后我写方继明妻子吴芳芳。写她等了十二年，等来的不是丈夫的归来，而是他的白骨和他留下的那本笔记。写她在接过那张写着“对不起”的纸页时，没有哭。

写到快天亮的时候，窗外的雨停了。东方泛起一层淡淡的鱼肚白，路上的积水映着天光，亮亮的，像是有人在夜里偷偷擦了一遍。我把稿子的最后一个字敲完，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十二年的分量。

中午十一点，我去了吴芳芳家。

她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两室一厅，客厅的墙上还挂着她和方继明的结婚照。照片里两个人站在一起，拘谨而甜蜜，身后的背景是一排粉色的假花。她把照片挂了十二年，没摘过。

我把方继明的笔记递给她。她接过去，翻开第一页，看到第一行字——“6月1日。我决定把这些事记下来。我不知道该告诉谁，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我。”她的手指在那一行字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翻。翻到最后一页，看到那句“对不起”的时候，她把笔记合上了。

“他为什么不说？”她问，声音很轻。

“他怕连累你，怕你卷进来。”

“怕了多久？”

“从五月到六月。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她重复了一遍，然后把笔记按在胸口，低下头，肩膀开始发抖。

十二年的等待，在那一刻终于落了地。不是一块石头落地，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剑落地。方继明没有出轨，没有杀人，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他只是想保护他的学生，然后搭上了自己的命。

“方继明是个好老师。”我说。

吴芳芳抬起头，眼睛已经全红了，但她的嘴角在微微上扬。那是一个被压在废墟下面太久的人，终于被挖出来之后露出的第一个表情。

“我知道，”她说，“我一直知道。”

最后一个问题是李康杰在回程的车上问我的。

车子刚下高速，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把路灯的光切成碎片，一片一片地扔进车里又抽走。李康杰靠在副驾驶上，沉默了整整一路，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

“陈老师，顾承宇自杀之前，有没有想过他妹妹？”

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久。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雨声一下子变得很大，砸在车顶上像无数颗小石子。我降下一点车窗，让潮湿的空气灌进来，然后给他讲了我从老周那里听来的最后一件事——这件事我没有写进报道里，因为它是推测，不是证据。

顾承宇和顾婉秋从小相依为命。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先后病逝，远房姑姑把他们领回家的时候，顾承宇九岁，顾婉秋六岁。姑姑是个寡居老人，脾气硬，心肠也硬，给一口饭吃、给一张床睡，多的就没有了。顾承宇从初中开始就带着妹妹捡废品卖钱，给自己挣学费，给妹妹挣药费。顾婉秋的心脏病是天生的，不能跑、不能跳、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上体育课。她小时候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趴在窗台上看别的小孩在院子里追跑打闹。顾承宇放学回来，书包还没放下，就会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给她讲学校里发生的事。谁挨了老师的骂，谁在操场上摔了一跤，谁的铅笔盒里藏了一只蚂蚱。顾婉秋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总会说一句——“哥，等我病好了，我也要去上学。”

顾承宇每次都说好。

他考上了医学院，选了临床医学。不是因为想当医生，是因为想亲手治好妹妹的病。他在医学院的成绩很好，尤其是解剖学和外科学，教授说他有一双天生的外科医生的手——稳、准、细。但他毕业之后没有进医院，而是去了三中当校医。原因是校医的工作时间固定，有寒暑假，他可以随时带妹妹去看病。在三中的那一年，他白天在医务室给学生看感冒发烧，晚上骑着自行车去临江三院陪妹妹。护士长说他有时候就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不说话，就看着妹妹的脸，看一整夜。

顾婉秋的病情在2008年春天急剧恶化。主治医生把顾承宇叫到办公室，说心脏移植是唯一的办法，但排队等供体的时间太长，可能赶不上了。

顾承宇那天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在楼梯间里站了很久。护士后来看到他走出来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那天起，他开始在深夜里整理标本柜，开始申请值夜班，开始频繁出入生物实验室。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他在2008年6月14日凌晨，坐在妹妹的遗体旁边，握着她的手，坐了整整一夜。天亮之后，他去办了死亡证明，然后骑自行车回了三中。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任何人的视线里。

他走进档案室，从里面把门反锁，用事先准备好的石膏板和工具，把自己和方继明的遗物一起砌进了那面墙里。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面墙封上之前的最后几分钟在想什么。但法医后来对那具白骨做了鉴定——他的双手交叠放在胸口，像是在抱着什么东西。他的胸腔里，没有心脏。

“他把心给她了，”我对李康杰说，“不是移植手术意义上的那种给。她活着的时候他救不了她，她死了之后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陪她。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样东西，是一张纸条——‘我把心给你。’”

李康杰很久没说话。雨停了，他把车窗摇下来，把胳膊肘搭在窗框上，看着外面湿漉漉的街道。路灯的光映在积水里，碎成了一地金黄。

“陈老师，我们这次查的案子，你想好标题了吗？”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远处天边那道越来越宽的裂缝。云层正在散开，透出的天光是淡金色的，像是有人在云后面点了一盏灯。

“就叫‘我把心给你’。”我说。

李康杰点了一下头。我把车窗全部摇下来，夜风灌进来，凉凉的，带着雨后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我把那本跟了我十二年的采访笔记放在副驾驶座椅上，发动了车，往报社的方向开去。天亮之后，这篇稿子要见报。天亮之后，方继明不再是嫌疑人。天亮之后，赵晓楠的名字会写在案情通报里。

而顾婉秋终于等到了她哥哥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