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缸里的女人（二）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赵队的号码。

“赵队，查一下周蓉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重点看最近两个月。另外帮我确认一件事——她的通话记录里，有没有一个经常出现的陌生号码。”

“你怀疑她有外遇？”

“不是怀疑，”我说，脑子里闪过那只从1801门缝后面往外窥视的眼睛，“我觉得这才是刚开始。”

赵队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话，让我握住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

“那你最好顺便查一下她的邻居。1801那个沈曼，案发当晚说在家看电视，但有一个细节——她的鞋柜最下面那一层，有一双沾着湿泥巴的平底鞋。昨天没下雨，整个小区都是干的。她的鞋上为什么会有湿泥巴？”

“你觉得她撒谎了？”

“我觉得所有人都撒了一点谎。问题是，”赵队的声音沉了下去，“谁的谎是在护着别人，谁的谎是在藏着自己。”

挂了电话，我在路边站了很久。街对面的路灯亮了起来，暖黄色的光照在行道树上，把影子投在人行道上，像是铺了一张破碎的网。

周蓉死了，她的丈夫说她不可能自杀，她的闺蜜也说她不可能自杀。但现场是一间没有闯入痕迹的浴室，一道干净利落的割腕伤口，一片不翼而飞的刀片。如果这不是自杀，那就是一个能够完美还原自杀现场的人干的。

而那个人，大概率是周蓉认识的人。甚至可能是她主动打开房门，让他进来的。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决定再去一个地方。

周蓉的婆婆家。

许建明和他母亲的关系，比韩悦描述的要复杂得多。

我在城北一个老旧小区里找到了许建明的母亲刘淑梅。六十三岁，退休纺织女工，头发染得漆黑，两道眉毛纹成了青蓝色，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上扬，嘴角两侧的法令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她听到周蓉的死讯之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出的话不是“怎么死的”，而是——“我说什么来着？她迟早要出事。”

“您和周蓉的关系怎么样？”我问。

刘淑梅哼了一声，那种哼是一种带着胜利意味的轻蔑，像是在说“我早就看透了”。

“不怎么样。她嫁到我们许家八年，连个带把的都没生出来。我说她两句怎么了？我当婆婆的还不能说她两句了？”

“您说她什么了？”

“说她什么她自己心里清楚，”刘淑梅把茶杯往桌上一顿，茶水溅出来，她也不擦，“我儿子一个月挣一万多，全交给她了。房子写的她的名，车子也是。她在家带个孩子都带不好，饭做得难吃，衣服叠得乱七八糟，我儿子出差回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不说她谁说她？”

“您儿子知道您这么说他老婆吗？”

“知道啊，”刘淑梅的语气忽然变得理直气壮，“建明从来不拦着我。因为他知道我说得对。”

我把这句话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在旁边打了一个重重的感叹号。许建明从来不在他妈面前维护周蓉。一次都没有。这个发现和韩悦说的完全吻合，但当我从当事人的角度亲耳听到的时候，那种压抑感还是比想象中更沉。

“案发那天晚上，也就是周蓉死的那天，您在哪里？”

“在家，”刘淑梅不耐烦地说，“我天天晚上都在家。怎么，你们还想怀疑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我合上笔记本，站起来，礼貌地道了谢。从刘淑梅家出来的时候，我站在楼道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试图把刚才吸进去的某种污浊的东西吐出来。刘淑梅不是凶手，但她是这个家庭长达八年的病灶。她塑造了一个在她面前从不维护妻子的儿子，也塑造了一个被婆媳关系压得喘不过气的儿媳。如果周蓉真的是自杀，那刘淑梅至少有一半的责任。

但周蓉不是自杀。

我从刘淑梅家出来之后，去了一趟许建明公司的客户那里核实他的出差记录。赵队那边已经查过了高铁票和酒店入住记录，确认许建明确实在案发前一天下午离开江城，案发当天早上七点回来。但我想确认的是另一个问题——许建明在出差的那一天一夜里，有没有反常的行为？

答案是：没有。

他下午两点到客户公司开会，晚上和客户吃饭，酒店入住时间是晚上九点四十分，监控录像里他一个人拎着行李箱进了电梯，此后再没有出来过，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退房。他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

然后我找到了沈曼住的那栋楼的一个保安。小区没有物业，只有两个轮班看门的保安大爷。我运气好，找到了值晚班的那一个，姓丁，六十五岁，以前在工厂当过门卫，眼力好，记性也好。丁大爷告诉我，案发那天晚上，他大概是十一点多的时候看到沈曼从外面回来。

“穿了一件深色的风衣，高跟鞋，走路哒哒哒的，”丁大爷比划着，“我还跟她打了个招呼，她没理我。平时她挺有礼貌的，见面都会叫声‘丁叔’，那天晚上没理，我还以为她跟人吵架了。”

“她脚上有没有泥巴？”我问。

丁大爷愣了一下，皱着眉头想了想，说：“没注意。不过那天晚上确实没下雨，地上的草都干得起灰了，哪来的泥巴？”

赵队说的那双沾着湿泥巴的平底鞋，是沈曼早上穿的。如果她前一晚十一点多回来，早上又穿着一双沾了湿泥巴的鞋——那泥巴不是昨晚沾的，是今早沾的。沈曼今天早上出过门，去了一个地面潮湿的地方，然后赶在警察来之前回到了家里。

我记下这一点，然后在手机地图上搜索锦绣花园周边。小区往北八百米，有一条人工河，河岸是泥土路，每天早上都有洒水车经过，地面常年是湿的。如果沈曼早上去了河边，她的鞋底就会沾上湿泥巴。

她去河边干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是——扔东西。

那把在浴室里没有找到的美工刀片。

从锦绣花园出来，我沿着那条人工河走了一个下午。冬天河边的风很大，吹得枯黄的芦苇伏倒成一片又一片。河岸上有几个钓鱼的老人，我拿着沈曼的照片挨个问，问到第三个老头的时候，他盯着照片看了半天，说不认识。然后他旁边另一个老人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这个姑娘啊？今天早上好像见过。”

“大概几点？”

“六七点吧，记不太清了。我每天都来，早上遛弯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站在那边那个桥墩子旁边，往河里扔了个东西。我当时还跟老张说，是不是扔许愿瓶呢。”

“扔的是什么东西？”

“没看清，就这么小一个东西，”老人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圈，“黑乎乎的，像是铁片。她扔完就走了，急急忙忙的，还差点绊了一跤。”

铁片。指甲盖大小。黑乎乎的。

美工刀片。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我谢过老人，立刻给赵队打了电话。半小时后，赵队带着人赶到了人工河，在那座桥墩子下面的水域开始打捞。冬天的河水不急，河底的淤泥很厚，打捞起来很费劲，但技术科的人有耐心。

傍晚的时候，捞网从河底的淤泥里带上来一个东西。

一片美工刀片。黑色的，已经有些生锈了，但刀刃的部分还能看到几道明显的缺口。法医现场做了初步比对，确认刀片的宽度和厚度与周蓉左手腕上的割腕伤口一致。

“指纹？”我问。

赵队摇了摇头：“水泡了这么久，指纹提取不了。但这至少证明了，有人把凶器扔了。”

“如果周蓉是自杀，她不可能把自己的刀片扔到河里之后再回来死。”

赵队看着我，眼睛眯了一下，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说：“所以凶手是另一个人。这个人案发当晚在现场，或者在案发后第一时间进入了现场，带走了刀片，今天早上扔进了河里。”

“沈曼。”我说。

赵队没有点头，但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当天晚上，赵队正式传唤了沈曼。审讯持续了将近五个小时，沈曼的供词前后矛盾的地方越来越多。她一开始坚持说自己前一天晚上在家看电视，没听到隔壁任何动静。但当赵队问她为什么今早要穿着湿泥巴的平底鞋出门时，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改口说出去买了杯豆浆。

“买豆浆为什么要把美工刀片扔进河里？”赵队问她。

沈曼愣住了。她的眼神在那一瞬间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她低下头，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不再说话了。

就在审讯陷入僵局的时候，技术科那边传来了一个突破性的消息。他们在周蓉的笔记本电脑里恢复了一批被删除的数据，其中包含大量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这些聊天记录是周蓉和沈曼之间通过微信进行的对话，时间跨度从两个多月前开始，一直持续到案发前一天。

赵队把那些聊天记录发给我看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多。我坐在报社的资料室里，一张一张地翻着那些对话截图。翻着翻着，我的手指停住了，后背开始一阵一阵地发凉。

那些聊天记录，不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对话。它们暧昧、亲密，充斥着只有恋人之间才会使用的称呼和表达。沈曼叫周蓉“蓉蓉”，周蓉叫沈曼“小曼”。她们讨论一起看的电影，讨论周末去哪里吃饭，讨论那些从未在周蓉的朋友圈里出现过的、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而最关键的，是案发前最后一周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