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门惨案（四）

通过学校门口的一家小超市。超市门口装了一个对着马路的摄像头，老板是个精明的中年女人，说自己装摄像头是因为总有人偷她摆在门口的矿泉水。我说明来意之后，她翻出了案发当天晚上的监控录像。

录像的画质不高，黑白画面，带着噪点，但足够看清马路上的情况。我快进到凌晨两点四十左右的时候，画面里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个人影从学校围墙的方向走出来，沿着马路往南走。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帽子扣在头上，看不清脸，但走得很快，步伐很急。他的身形瘦长，肩膀的宽度和走路时微微前倾的姿态，像极了一个人。

刘建。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继续快进，到了凌晨四点五十分左右，同一个人影从马路另一端跑了回来，沿着围墙的方向消失在了画面里。他跑得很急，中途差点绊了一下，爬起来继续跑，身影晃了一下，然后不见了。

我把这段录像反复看了三遍。然后我拿出手机，拍下了那两个时间点的画面。

不是铁证，但足够拼出一块重要的拼图。

刘建有可能在那个晚上离开过学校。

从超市出来，我给赵队打了个电话，把我掌握的信息简要地跟他说了 。电话那头的赵队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先别声张，我派人去学校调正式监控。还有，你说你在查郑雅丽和刘宇豪的关系？”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赵队的声音忽然压低了一些，像是怕被旁边的人听到，“如果郑雅丽真像你说的那样，跟小儿子之间有什么不正常的……那大儿子刘建在这个家里，算什么？”

这句话像是有人在我的太阳穴上敲了一下。

刘建在这个家里，算什么？

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性格像奶奶——这是邻居的原话。他和母亲不亲近，和弟弟关系冷淡，他的作文里只写了奶奶。在这个四口之家里，刘建是一个边缘人。奶奶张芬芳用她的强势和控制欲把刘建塑造成了一个跟自己最像的人，同时也把刘建和这个家里其他所有人隔开了。

如果张芬芳知道了郑雅丽和刘宇豪的秘密，她会告诉谁？

她最信任的人。她一手带大的、性格最像她的、在这个家里唯一跟她站在同一阵营的人——刘建。

而如果刘建知道了那个秘密——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弟之间存在着某种他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的关系——他会怎么做？

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性格倔强，从小被奶奶灌输了一整套道德观念，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从来不会拐弯。他会愤怒，会觉得恶心，会觉得整个家都被那两个人玷污了。而他的愤怒，会指向谁？

刘宇豪。那个他“看他的眼神很吓人，像要把他吃了一样”的弟弟。

但也可能指向另一个人。郑雅丽。那个生了他却没有真正养过他、把所有温柔都给了弟弟的母亲。

我挂了赵队的电话，在路边站了很久。风把我的衣领吹得立了起来，冷空气灌进脖子里，我却感觉不到凉。我的脑子里太烫了，各种碎片在高速地旋转，碰来撞去，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现在还缺一个关键的环节——张芬芳到底知道多少？她是怎么知道的？以及，案发当晚，她和郑雅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需要重新审视那个祖母的房间。

第二次进入案发现场的时候，已经距离案发将近一周了。现场勘查早就结束了，警戒线撤了，门口贴的封条也被人撕掉了一半。我通过赵队拿到了临时进入许可，一个人走进了那间空无一人的房子。

走廊里还残留着淡淡的血腥味和消毒水混合的奇怪气味。厨房的灶台上落了薄薄一层灰，那把插水果刀的空槽还在那里，黑洞洞的，像一只没了眼珠的眼眶。

我推开张芬芳房间的门。

房间维持着案发时的原状——床上的被褥已经被法医取走了，只剩下一张光秃秃的木板床，床头堆着几个药瓶和一盒成人纸尿裤。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老式的三屉桌，桌上摆着一个老花镜、一个搪瓷水杯、一个收音机，还有几本发黄的《知音》杂志。

我拉开抽屉，一层一层地翻。第一个抽屉装的是药品和病历，第二个抽屉装的是针线盒和一些零碎的东西。第三个抽屉是锁着的。

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太，抽屉上了锁。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从厨房找了一把螺丝刀，撬开了那把已经生锈的小锁。抽屉开了，里面放着一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封面上印着“工作日记”四个烫金字样，看起来是张芬芳年轻时在玻璃厂发的。

我翻开笔记本，里面是张芬芳的字迹。老太太的字写得很大，笔画僵硬，但每一笔都用力到几乎要穿透纸张。前面大半本都是些买菜记账、吃药时间之类的琐碎记录，翻到倒数几页的时候，字迹忽然变得潦草而激烈，像是写的人在愤怒中握不住笔。

“她以为我不知道。我不是瞎子，我不是聋子。我躺在床上，但我什么都听得见。”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继续往下翻。

“那个小畜生，才多大？十三？十四？就学会了那种事。她怎么敢！她怎么敢在我刘家的床上，对我刘家的孙子做那种事！”

我的手指微微发抖。我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的字写得最大，歪歪扭扭地占满了整张纸，像是在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来写这一行字。

“我要让刘建回来。我要告诉他。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郑雅丽是个什么东西。她以为我在床上起不来就拿她没办法？等我孙子回来了，我看她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笔记本从我手里滑落，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我站在原地，后背的汗把衬衫粘在了皮肤上。房间里的空气像是忽然凝固了，窗外的光线照进来，照在床头那面空白的墙上。我仿佛能看到那个瘫痪的老太太日日夜夜躺在这张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耳朵却竖得尖尖的，听着门外每一个细微的动静——厨房里的洗碗声，走廊里的脚步声，次卧门开关时铰链的摩擦声。

她什么都听见了。

她在那本红色笔记本里写下了一个母亲和小儿子之间最隐秘的丑事。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是一个八十三岁老太太在床上躺了三年之后积攒的全部愤怒和憎恶。

而那个笔记里提到的“我要让刘建回来”，让我之前拼起来的拼图最后一块也落了进去。

张芬芳知道了。她告诉了刘建。

刘建回来了。

我走出张芬芳的房间，站在走廊里。走廊很窄，四面墙壁像是同时往中间挤压过来。我看着正对面厨房里那个空了的刀槽，又看了看左手边刘宇豪房间虚掩的门，最后把目光投向走廊尽头的主卧——那个郑雅丽身中十几刀倒在地板上的位置。

那一夜的画面开始在我的眼前重构。

但我还需要最后一个证人。一个能帮我确认刘建到底知道多少、做了什么的人。

那个人，是刘建自己。

我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见到了刘建。不是采访，是学校在案发后给他安排的心理疏导。我通过何老师的关系，在心理老师离开之后的间隙里，单独跟他在那间刷着淡绿色墙壁的小房间里坐了一会儿。1

刘建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两只手插在校服口袋里，肩膀微微缩着，像一只把自己裹得很紧的茧。他的脸上没有十六岁男孩该有的那种稚气，眉眼之间有一种被提前催熟的生硬。他不看我，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只印着学校logo的马克杯上。

“你奶奶给你打过电话，”我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说出了我已经拼凑出的结论，“她告诉了你一些事。然后你从学校翻出去了，回了家。你到家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刘建的身体微微一僵。他的手指在校服口袋里动了动，像是在攥紧什么东西。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长到咨询室里挂钟的秒针走了整整两圈。

“你已经猜到了，不是吗？”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平，平得像一面结了冰的湖。

“我要听你说。”

刘建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和郑钦文的不同——郑钦文的眼睛里有被生活碾过的早熟的悲凉，而刘建的眼睛里，是一种冷。一种被愤怒和羞辱反复淬炼之后的、锋利的冷。

“我奶奶跟我说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不信，”他说，“我觉得她老糊涂了。她瘫了三年，脑子越来越不清楚，经常说胡话。但她说得太具体了，具体到我不可能不信。她说她亲耳听到的，就在隔壁房间，不止一次。”

“所以你回去了。”

“我从后墙翻出去的。我骑了一辆共享单车，骑了快四十分钟。”刘建的声音始终没有起伏，像是他已经在脑子里把这些话排练了无数遍，“我到楼下的时候，大概快四点了。我家的灯还亮着。我上楼的时候，门没锁——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客厅里没人，厨房的灯开着，菜刀不在刀槽里。我往走廊里走，先经过奶奶的房间，她躺在床上，眼睛闭着，我叫了她一声，她没应。”

“她那时候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刘建摇了摇头，“我当时没仔细看。我以为她睡着了。然后我往里面走，走到我弟弟房间门口的时候，门开着，我看到……”

他停住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慢慢地攥成了拳头。

“我看到我妈坐在他床边。他躺在她腿上，她低着头在跟他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太清。她的手放在他的头发上，就那么来回地摸。”

刘建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咬了咬牙，脸颊的肌肉绷得很紧。

“我站在那里，看了大概有一分钟。他们没有看到我。然后我妈低下头，亲了一下他的额头。”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眉头猛地皱了一下，像是那个画面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仍然带着一种让他生理上难以忍受的冲击力。

“我喊了一声‘妈’。”

“然后呢？”我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碎什么东西。

“我妈转过头看到我，她的脸一下子就白了。我弟弟坐起来，看着我，眼睛里有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既不是怕，也不是不怕，就是一种很奇怪的平静，好像他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我妈张嘴想说什么，但她什么都没说出来，就是浑身在发抖。”

“然后你做了什么？”

刘建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操场上体育课的哨声，尖锐而遥远。

“我疯了。”他说。

这三个字他说得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放在膝盖上的拳头松开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干干净净的，指甲剪得很短，手指修长。

“我冲上去打了我弟。我没有想打他，但我的手自己就挥过去了。我妈拦我，她拽着我的胳膊，我甩开了她。她摔在地上，头撞到了床角。我弟弟扑上来想拉她，我推了他一把，他撞在书桌上，电脑屏幕晃了一下。”

“然后呢？”

“然后我妈从地上爬起来，她的额头撞破了，血顺着脸往下流。她看着我，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羞耻。她看我的眼神像是被剥光了衣服站在大街上。她没有说话，转身跑出了房间。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往走廊尽头去了。”

“往主卧去了？”

“对。”

“你没去追？”

刘建的眼眶终于红了。那种红着眼但眼泪死活掉不下来的红。他直直地看着对面的墙壁，说：“我留在那里了。我看着我弟弟，他靠着书桌坐在地上，也不说话，也不看我。我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是。我又问，多久了。他说，从初一。我当时觉得……我觉得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我弟弟。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我转身走了。我走的时候，他在后面叫了我一声，叫的是‘哥’。我没有回头。”

“然后你去了哪里？”

“我去了奶奶的房间，”刘建说，“我想叫她起来，我想问她怎么办。我打开她的门，走到她床边，叫了好几声，她不醒。我推了她一下，她的头歪了过来，那时候我才注意到她的脸色不对。我伸手碰了一下她的脸，冰的。”

“她死了。”

“死了。”刘建的嘴唇开始发抖，“我不知道她怎么死的。我当时以为是心脏病或者别的什么。我站在她床边，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我听到走廊那头——主卧那边——传来一声特别响的动静，像是什么重东西倒在地上。我没有过去。我……”

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按在自己的眼睛上，用力地按着，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按回去。

“我不敢过去。我跑了。”

“你跑了？”

“我从门口跑了出去，下了楼，骑上那辆共享单车，往学校的方向骑。我骑得很快，风打在脸上生疼，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去，回到学校去，就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你四点多回到学校后墙的时候，碰到铁皮工棚了，”我平静地说，“保安听到了动静。”

刘建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看着我。他的眼里终于有了泪，但还没有掉。

“我妈不是我杀的，”他说，声音已经沙哑了，“我弟弟也不是我杀的。我推了他们，但我走的时候他们都还活着。我奶奶也不是我杀的，我进她房间的时候她就已经死了。”

“那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刘建看着我，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像一把刀一样，直直地捅进了我所有推理的核心。

“你还不明白吗？”他说，“我走了以后，那间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我妈和我弟弟。我弟弟叫了我一声‘哥’，我没有回头。他不知道我走了之后还会不会回来。他不知道他接下来要面对什么。他只知道，一切都被我撞破了。他和我妈之间那个不能说、不可说的秘密，被我撞破了。”

他停了停，用那双通红的眼睛看着我。

“你觉得，两个被撞破了一切的人，在那间房子里，会做什么？”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忽然意识到，在这个故事里，我一直在追查凶手的身份——是郑雅丽杀了婆婆和儿子，还是刘宇豪杀了母亲和祖母，还是刘建这个情绪失控的大儿子杀了所有人——但我忽略了一种可能。

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不是单一凶手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