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闹钟还没响，陈默就醒了。
这是术后的后遗症之一——他再也睡不了一个完整的觉。抗排异药需要严格定时服用，生物钟早已被打碎成一片片。
我眯着眼看他摸索着床头柜上的药盒，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照在他手背上凸起的静脉上。那些曾经因为缺氧而泛紫的血管，现在因为长期服药变得更加明显。
"吵醒你了？"他压低声音问，喉咙里的沙哑已经成了永久印记。
我摇摇头，伸手打开台灯。暖黄的光线下，他脸上的疤痕比白天更明显——从锁骨一直延伸到胸口，像一条盘踞的蛇。
"今天要复查肾功能。"我提醒他，看着他吞下那一把五颜六色的药片。
他做了个苦脸："又要抽血？"
这个表情太鲜活，让我恍惚想起十年前在大学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也是这样皱着鼻子抱怨论文太难。那时的他怎么会想到，未来某天会为能正常抽血而庆幸？
陈默回去上班的那天，办公室里多了一个小型氧气瓶。
"以防万一。"HR经理笑得勉强，眼睛不断瞟向陈默脖子上露出的疤痕。
我看着他坐在久违的工位上，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微微发抖——太久没工作了，肌肉记忆都需要重新唤醒。他的电脑屏保还是生病前设置的，是我们去北海道滑雪的照片。那时候他的肺活量还能支撑他爬上初级雪道。
中午我去送饭，发现他趴在桌上睡着了，脸颊压着键盘留下一排红印。他的呼吸很轻，但至少是连续的，没有那些可怕的停顿。
"他每天要睡三次午觉。"同事小声告诉我，"但代码写得比谁都好。"
我轻轻给他披上外套，注意到他抽屉里塞满的药盒。
秋天的第一场雨来得突然。
陈默在凌晨两点开始发烧，体温计的数字跳到了39.3。我摸到他后颈的冷汗时，他正盯着天花板数呼吸："二十七、二十八..."
"去医院。"我抓起早就准备好的急诊包。
他在轮椅上蜷缩着，呼吸面罩蒙上一层白雾。急诊室的荧光灯下，他的脸色灰白得像旧报纸，只有颧骨上两团不正常的潮红。
"肺部轻微感染。"年轻医生看着CT片，"但移植肺很干净。"
陈默闭着眼笑了，手指在被子下悄悄勾住我的："听见了吗？它很争气。"
他说的"它"是指那个陌生的肺。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要给它起个名字，毕竟它现在是我们家最贵的"成员"。
他35岁生日那天，我买了一个小小的奶油蛋糕。
"许愿吧。"我点燃数字形状的蜡烛。
他盯着跳动的火苗看了很久，然后突然抬头："你先答应我不哭。"
"我什么时候..."我的话断在空气里，因为他摘下了呼吸辅助器的鼻导管。
在我不自觉屏住的呼吸中，他深吸一口气，吹灭了所有蜡烛。
没有咳嗽，没有窒息，没有可怕的停顿。
"我的愿望是，"他笑着说，声音因为不习惯大口呼吸而有些发抖，"明年能吹灭'36'。"
窗外的梧桐叶飘落，又一年的冬天要来了。但我们有暖气，有药，有彼此温热的呼吸。
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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