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从过去到未来

1949年10月1日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一阵带着湖南口音的雄浑普通话从天安门城楼传来，整个长安街的人们都心潮澎湃。

人群当中有一位短发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沈安，今年八岁。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人。

半晌，人群渐散，沈安还站在原地。

她个子矮，刚才只听见那个湖南口音的声音从头顶上如闷雷滚过去。周围的大人们有的在哭，有的在笑，有的则把孩子举过了头顶。

几秒前，她被一个穿灰布制服的成年人往旁边拨得踉跄两步，轻轻撞在一根电线杆上。

抬起头，努力往城楼的方向看——但什么也看不清，只看见一片红旗和蓝天搅在一起。

“安，回家了。”沈安的母亲，沈葭月从人群里挤出来，一把攥住她的手。沈葭月的手心全是汗，但攥得很紧，像怕沈安再丢了似的。

母女二人手牵手穿过长安街，拐进一条灰扑扑的砖墙胡同。胡同里墙根下坐着几个老太太，正一边纳鞋底一边抹眼泪。她们嘴里念叨着什么“可算盼到了”“以后就好了”之类的话。

回到家，沈安的父亲——雷吉纳德·布莱克正坐在堂屋里头，他的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份英文报纸，但没在看。他听见门响抬起了头。

“回来了？”雷吉纳德的汉语带着很重的口音，但沈安从小听惯了，觉得没什么奇怪的。

“嗯。”她走过去，挨着父亲坐下。

偶尔出门买菜，总有人问雷吉纳德：“你是哪国人？”得知他是英国人，人们劝他别乱跑。

沈安记得有一次和隔壁的二丫吵架，二丫骂她：“你是小洋鬼子，你爸是外国特务！”

那一天，她跑回来哭着问母亲，沈葭月沉默了很久，说：“别听他们胡说。不可能的。”

这天晚上，雷吉纳德说，英国到了冬天雾很大，大到人走在街上都看不见自己的双脚。

“那爸爸为什么来中国？”

“因为你妈在这儿。”雷吉纳德说。

沈安觉得，那是她听过的最好听的话。

“安，”雷吉纳德正在看着沈安，一字一顿道，“你今天看到什么了？外面好不好看？”

“人。好多人。还有飘扬的红旗。”

雷吉纳德把桌上的报纸推过来，用手指点了点其中一个位置，“以后都会不一样了。”

日子依旧照常过。对门的赵大爷以前见到她就皱眉，现在偶尔会从兜里摸出一颗糖递给她，嘟囔一句：“好好长，以后是国家的人。”

打那以后，雷吉纳德出门次数渐增，有时候回来时带着一身烟味和一脸的兴奋。“你去哪儿了？”沈葭月问。他便说他出去开会学习了。

就连沈安也注意到，她的父亲把英语书收了起来，换上了一本汉语字典，每天晚上都爱不释手的在灯下翻，翻着翻着就打起了瞌睡。

1950年秋天，沈安上了小学。学校坐落在胡同口，一间大庙改的。老师是个年轻的女先生，第一堂课，她在黑板上写了「中国人」。

“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人。”

沈安坐在最后一排，跟着同学们一起念。

但下课后，一个叫小军的男孩跑过来，指着她的鼻子说：“你不是。你爸是外国人。”

沈安愣了一下。她想了想，说：“我爸是外国人，但我妈是中国人，所以我是中国人。”

小军不依不饶地说：“不对，你身上有一半是外国人的血。所以你顶多算作半个中国人。”

沈安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她回家问她的母亲，沈葭月正在缝衣服的针线停了一下，“没什么半个不半个的，你从来是一整个中国人。”

当天晚上，沈安的父母在隔壁房间低声说话，雷吉纳德说了句：“……随他们去吧。”

1966年，她已经长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大姑娘，在街道工厂里做工。雷吉纳德还活着。

沈葭月前年走了，她临走前拉着女儿的手嘱咐道：“安，照顾好你爸。他身体不太好。”

那年夏天的街上忽然热闹起来：到处是红旗、大字报、口号声。工厂里次第停工，大家都撂挑子不干活了，整天开会、学习、批判。

一个平常的一天，一群年轻人冲进胡同敲开她家的门。为首的问：“你是沈安？你父亲是英国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进一步，“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你父亲又是什么身份？”

尽管沈安强调“他是好人。他留在中国几十年了”，可惜那位年轻人就是不听。他们翻箱倒柜，把雷吉纳德的旧英文报纸搜出来撕了，又把他珍藏的几张老照片扔在地上，踩了几脚。

沈安扑过去抢，不幸被推倒在地。雷吉纳德一直站在门口看着沈安，眼神里有一种沈安从未见过的东西——那是一种说不出的疲惫。

时间熬到1987年，雷吉纳德也在这期间的一个冬天走了。走的时候，只有沈安来送行。

到了这年秋天，街上的气氛松了一点。

一个午后，年近八旬的赵大爷下棋时注意到沈安，连忙招呼她过去，说了很多饱含歉意的话。胡同口的老槐树叶子黄了，叶落一地。

日历一页页翻过，如今八十五的沈安正坐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长椅上，看着一群小学生系着红领巾，叽叽喳喳地从她的面前跑过去。

队伍里头，有一个小女孩手里举着一面小小的国旗，当微风吹过来，旗子哗啦啦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