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高彦在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而后才眨了眨眼,低声笑起来:“那么你就该知道你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消极自由的道路。自由总在边界之中,而试图跨越所有边界的‘绝对自由’,正是人类最危险的形而上需求。”神川久井忍不住为自己辩解道:“那种试图通过‘积极自由’来实现终极解放的理想,在历史上往往走向自由的反面——奴役。”“但这只是因为这种追求常常以‘理性’或‘更高目标’为名,把个人自由让渡给国家、阶级或集体,最终成为一场华丽的暴政伪装。我记得这一点早就在你读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时,你就已经知道了。这无非是多数人的暴政罢了。”
神川久井撇了撇嘴:“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但这也是在告诉你,你无权杀人放火,因为那不是你自己的身和心。”山本高彦补充道。“那么为什么你要治疗河川幸野?”神川久井不明白,山本高彦违背了河川幸野的个人意愿,用他的话就是他无权治疗河川幸野,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身和心。
......山本高彦沉默了一会儿,正当神川久井以为他不会再说什么的时候,山本高彦开口了:“河川幸野是哪个患者?”......神川久井有些无奈:“就是T-0836。”“啊......我完全是为了医学的进步以及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才这么做的。”“你在开玩笑吗?”神川久井被山本高彦无耻的言论震惊到了,但他却无从反驳。一九四八年的《日内瓦宣言》中明确强调“病人的健康应为我的首要顾念”以及“保守秘密”,所以山本高彦的行为并不算错。所以神川久井只得悻悻地、恶狠狠地翻开了手上的那本《注定:没有自由意志的生命科学》,他看到书中最犀利的攻击指向的是那个“有个独立自我告诉我们的生物学该做什么”的幻想。他翻了一页,发现萨波斯基用菲尼亚斯·盖奇的案例——一根铁棍穿过大脑后,一个温和负责的人变成了粗鄙暴戾的怪物——来证明:如果改变生物学就能改变“人格”,那“人格”本身不就是生物学的产物吗?
山本高彦看了神川久井一眼,决定给他一个小小的报复,于是装作随意地说:“萨波斯基层层拆解了‘绝对自由’的根基:我们每一个行为,都是由一秒前的神经活动、一天前的激素水平、一年前的创伤、童年期形成的大脑结构、胎儿期的环境、基因乃至文化进化共同决定的——所有这些因素,我们都无法控制。因此,所谓的‘绝对自由’,在他的框架下根本不存在。”又进一步说:“人类没有自由意志,所谓的‘绝对自由’只是一种幻觉。”